一个人在人生最初阶段接触到的文艺作品，不仅关乎审美趣味养成，还关乎精神底色铺就。因此，儿童文艺绝非“容易”之作，不能满足于“热闹”或“好看”，而应以赤子之心郑重对待小读者、小观众，拿出精品力作，满足少年儿童变化发展的精神文化需求
少年儿童是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的未来。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付出很多、担负很大责任的，不仅是和孩子朝夕相处的家人师长，还有儿童文艺工作者这群特殊的“农夫”。“农夫”和孩子们或许不曾谋面，却得到他们无条件信任，可以自由出入孩子内心世界，耕种孩子精神之田。
从上世纪初叶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端至今，我们从未缺乏以赤子之心郑重对待小读者、小观众的文艺大家和名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儿童文学、儿童戏剧为代表的儿童文艺更是迎来作品井喷式增长和原创力稳步提升。在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中推动儿童文艺再上层楼，蓄势攀登高峰，需要厘清认识，提升观念，促进更多更优质文艺精品产生，奉献给广大少年儿童。
坚持儿童本位，让作品真正抵达儿童
儿童是儿童文艺的受众主体。只有具备接近儿童身心现实的儿童观，才可能真正做到儿童本位，创作出来的作品才可能真正抵达儿童。“儿童观”即“观儿童”，它需建立在成年人对儿童世界的中立观察、积极倾听基础上，尊重儿童本来样子，而不是将童年视为成年“预备役”，不是以预设立场和既有概念去“想象童年”、创建出一个符合成年人标准的童年。
瑞典儿童文学作家林格伦笔下的疯丫头马迪根、“吵闹村的孩子们”、长袜子皮皮，尤其“小飞人卡尔松”，为什么半个多世纪以来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长销不衰？因为在这些既淘气又可爱的文学人物身上，孩子们找到心灵的默契和天性的出口。文学批评家刘绪源提出儿童文学有三大主题：母爱主题、父爱主题和顽童主题。从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发展史来看，最为薄弱的正是顽童主题，其原因或许在于我们习惯追索“有意义”而忽视“有意思”。丰子恺写儿童或者为儿童而写的篇章为什么深受人们喜爱？因为他写出儿童本来样貌，不做片面评价亦不急于说教。
秉承儿童本位不仅要求创作者悦纳孩子每一个成长阶段，而且要求创作者最好掌握一定的儿童发展心理学，对成长不同阶段有所研究。儿童心理学家通过观察得出结论：孩子两岁之前是模仿阶段、七岁以后重心是学习，只有两岁到七岁最天马行空，孩子在这个阶段也最调皮、最飞扬恣肆，常常分不清现实和想象界限。如果有更多创作者这样去观察孩子、尊重阶段性成长的客观特点，我们的顽童主题作品将迸发怎样的生机！
儿童不是温室花朵，儿童本位还意味创作者充分认识到儿童的社会性和生命本质的完整性。认识到儿童的社会性，就会不仅给孩子提供蜜糖和星空，还会像安徒生《没有画的画册》、林海音《城南旧事》那样把人间百态、冷暖人生以孩子能够接受的方式讲给他们听，正视孩子经历的烦恼甚至艰难；认识到儿童生命本质的完整性，则是认识到每个孩子内心都有一个大大宇宙，创作者因而会捧出自己最珍爱的对生命本质的思考结晶，主动和孩子探讨时间、永恒、生死、意义等生命课题和哲学命题。
“热闹”“好看”还不够，还需坚持艺术高度
“畅销”的未必“长销”，“童书作家”也不等于“儿童文学作家”。一个真正的儿童文艺工作者在具体创作时不仅不会认为给孩子创作“容易”而注水，相反会对自己提出更为严苛的艺术要求。
从客观上来说，这是孩子成长特性“迫使”创作者如此自我要求。比如，当幼儿文艺创作者了解到孩子在学龄前阶段尚未具有完备的逻辑思维能力，自然会加强形象、感性、情感的艺术手法。任溶溶代表作《没头脑和不高兴》就是通过两个活灵活现的孩子形象，在童言童趣中告诫孩子不可养成马马虎虎的习惯，艺术形象的成功塑造使得它多次再版，受到几代儿童欢迎。
孩子对真善美的直觉感受力也让创作者不容小觑。这一点在儿童戏剧上体现得更为直接和突出。当代儿童戏剧不论中外，所以佳品迭出，离不开许多儿童戏剧工作者都在使用的创作方法：邀请孩子和自己共同培育作品，在作品创排阶段就一次次走进幼儿园和学校，听取来自孩子第一时间的现场反馈。我们很多儿童文学作家，也会在作品创意阶段或初具雏形时就念给小读者听。
追慕最严苛的艺术标准还出于创作者的使命担当。“他最初看见的东西，他就变成那东西，那东西就变成了他的一部分”，诗人惠特曼洞察到孩子心灵吸收能力强大——一个人在人生最初阶段接触到的文艺作品，不仅关乎审美趣味养成，还关乎精神底色铺就。因此，给孩子的文艺作品不可满足于“热闹”或“好看”、不可满足于“采风素材”的堆砌和简单再现。一部真正艺术性强的作品不可能没有思想，举凡经历时空考验、被世界儿童文学视为圭臬的作品，无不经得起严苛艺术品评，甚至为后世写作贡献母题和原型，其传递的思想智慧至今熠熠生辉。反观今天儿童文学现场，一些成熟作家已凭借此前创造的“IP”名利双收，是继续坐享IP成果、满足于一部部推出系列续集，还是勇于挑战自我，另起炉灶，真正对文学创作本身有所突破创新，对孩子们心灵有更多启迪呢？
“唯有爱和美不想征服却总能征服。”戏剧评论家这句话套用在儿童文艺上同样适合。儿童文艺作品不仅要符合艺术创作基本规律，而且当是精品之作；儿童文艺精品代表的也不仅是儿童文艺高峰，而且可标识整座文艺金字塔的高度——儿童文艺工作者当有此“雄心”。
捕捉时代脉动，与时俱进创造儿童文艺精品
如今，我们正经历社会重大转型期，我们的孩子和我们一样，行进在这条机遇和挑战并存的道路上。他们此时此刻的欣喜是什么、困惑是什么、梦想是什么，他们的喜悦与烦恼、梦想与奋斗带有怎样的时代烙印？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所以流传百世，仅仅因为它写出少年单纯热烈的情感吗？恐怕不是。它写出了狂飙突进时代特有的精神。我们今天不乏讲述当代儿童现实的非虚构写作、报告文学，但充分体现当代脉动、提炼少年儿童在今天这个时代的特性、积极回应当代儿童“时代之问”的文艺作品并不多见。
儿童文学在这方面相对敏锐，已有不少作家作品自觉做出回应。作家胡继风的短篇小说集《鸟背上的故乡》主人公是农村孩子，有的是留守儿童，有的跟随父母进城，他们身后是一个庞大的未成年人群体。为什么写这群孩子？不仅因为这是需要关注的群体，更因为他们“身上所闪烁出来的那种不仅会让我们这些成年人为之感动、更会让我们这些成人肃然起敬的精神光芒”。汤素兰最新童话《犇向绿心》则是为今天的城市孩子代言：当城市里的绿色屡屡被拔地而起的高楼取代时，有谁听到城市孩子在满满当当课外班间隙渴望田园、渴望与大地连接的心声？剧作家冯俐创作的独角戏《木又寸》、常新港《五头蒜》、舒辉波《梦想是生命里的光》，也都是具有时代感、切近当代儿童生活现实和内在现实的作品。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足以标志当代中国儿童文艺高峰的作品、成功彰显当代中国少年儿童精神风貌的典型形象仍然匮乏，少年儿童变化发展的文艺需求有待进一步满足。对于介乎儿童和成年之间的少年群体，我们的儿童文艺更是少有涉猎。行销于市场上的青春文学或青春题材电影多聚焦于校园恋情。少年时代的精神成长关系一生，尤其身处信息化时代，海量信息和多样化价值判断更使少年儿童外在生活与精神世界产生新的时代特点，这都有待儿童文艺创作者去深挖、去倾听、去表现——进而去帮助。
在《寄小读者》中，冰心这样写道：“我写儿童通讯的时节，我似乎看得见那天真纯洁的对象，我行云流水似的，不造作，不矜持，说我心中所要说的话。”彼时的冰心还是一位年轻人，在其之前，是鲁迅、郑振铎、叶圣陶、老舍、赵元任等一批文化大家、教育大家托起中国现代儿童文艺最初的身姿——期待今天的我们能够集结当今时代最优秀的文艺人才为孩子们创作，同时大力加强儿童文艺理论与批评，共同孵化当代儿童文艺精品之作、高峰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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