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公共管理系主任、政党治理创新平台首席教授 柴宝勇
◆衡量一种政党制度是不是一种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关键不在于政党制度自身的形式是不是竞争性的，而应看它是否反映并实现了民主的价值和内容。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通过各种渠道来吸收民意、反映民情，并最大限度地从制度上实现公民的自治和参与，体现的是更加真实、更加广泛的民主。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通过“商量民主”的形式，有效避免了政党间的恶性互斗，实现了执政党与参政党的良性互动，建构了政党政治的新形态。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八个明确”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需要通过制度来实现，而政党制度则是一国内部各个政党之间关系的规范化与制度化，在国家的政治制度中发挥着基础作用。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联组会时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新型政党制度是以西方没有领导党、“多党竞争”的旧式政党制度为比较参照的，从制度自身来看，它具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两大结构性特征，从其形成的基础看具有清晰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深厚的文化基因，与西方政党制度相比更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与制度效能，为世界政党政治乃至民主政治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从制度结构的角度看，新型政党制度最鲜明的制度特征就是“领导”与“合作”，这是理解和坚持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之维”。在西方竞争性的政党政治框架下，各个政党之间没有领导关系，虽然多党组阁、政策制定等也体现某种程度的合作，但主流是执政党与反对党、在朝党与在野党之间相互对立、相互攻讦、相互竞争的关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第一个结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在政党制度的结构框架和现实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也要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它通过领导的作用和制度的力量把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乃至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团结在自己周围，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动员力，共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第二个特征是“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共产党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既是政治上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也是亲密合作的友党关系，它们之间主要通过政治协商的“合作”关系而建构政党关系格局，推动社会政治发展。因而，在中国的政党制度结构中，“领导”与“合作”是一体两面，二者相互支撑，才能完整地揭示中国政党制度的内在特征与运行状况。中国政党制度的“领导”与“合作”和西方政党制度的“多元”与“竞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最显著、最鲜明的体现。
从历史的角度看，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这是我们理解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之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无数仁人志士都在为中国的独立与富强而探索和奋斗。在资产阶级革命政权刚刚建立后就出现过政党林立的局面，当时的一些理想主义者从西方世界的经验出发，认为政治制度的理想模式是两党竞争，并着力开展了组建两大政党的活动，但终遭现实的痛击而流产。在抗日战争及其胜利后的一段时间里，一些中间党派积极推行中间路线，试图实现竞争性政党政治，最后亦以失败而告终，中间党派自身也发生分化。中国近代的政党史表明，多党制道路在中国走不通。而诞生于多灾多难的近代中国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努力奋斗，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最终确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因而可以说，这种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人民历经劫难、屡次试错后的最终坚定而又慎重的历史抉择。
从理论的角度看，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的深层次根源在于近代中国政党与国家的关系，这是我们理解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之维”。在西方国家所形成的竞争性的政党制度，大多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在议会和总统选举的过程中形成并逐步发展成熟的。在这些国家中，先是新兴资产阶级与旧的封建贵族在基本完成现代国家建构的体系中进行政治博弈，而后是在不同的资产阶级之间竞争利益竞夺，在博弈和竞夺中需要一种规范性的表达途径和争夺利益的工具使其不致导致暴力冲突与国家分裂，这样就形成了竞争性的政党制度。换言之，西方国家的政党是在近代国家建立后出现的，它们才是也仅是“沟通国家与社会的桥梁”。而中国共产党是先于新中国而出现的，它是以政党力量去建构一个新国家为己任的使命型政党，其担负着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的双重使命。不同的政党责任与价值观念、不同的阶级性质从根本上决定了政党与政府、政党与社会的不同关系模式，也就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政党制度，中西自然驶上了不同的历史发展轨道。因而，这种新型政党制度也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自然长成”的必然结果；坚持和完善这一制度，也必须基于这样一种理论和现实。
从文化的角度看，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期内在契合了中国“和合”的文化传统，这是我们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文化之维”。一国的政党制度与国家的政治文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同样是竞争性的政党制度，法兰西民族追求浪漫的民族性格形成了法国独特的变动频仍而又对抗激烈的政党两极化态势；大和民族在“菊”与“刀”之间的双重性格造成了日本独特的“一党独大”的政党格局；俄罗斯人对权威与大国的迷恋而产生了相信“政治强人”而不相信“政党力量”的政治观念。而“和合”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精髓之一则成为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最有力的文化支撑。“和”，指和谐、和平、祥和；“合”是结合、合作、融合。无论是天地万物的产生，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关系，还是道德伦理、价值观念、心理结构、审美情感，都贯通着“和合”之思想观念。这种观念成为中国古代多数文化流派所基本认同的核心原则，亦是中国文化生命的最完美最完善的体现形式。文化是人的精神状态、思维结构的一种模式化的显现，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等在中国的环境中创造新型政党制度时，这一文化的基因潜在而深层次地发挥了作用。在现实中国政党政治的运转过程中，各个政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而不同，和谐共处，各安其位，各美其美，而这正是“和合”文化在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现实政治中所展现的独特魅力，也印证了“四个自信”特别是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相辅相成。
从制度功能的角度看，新型政党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具有民主的真实性、治理的有效性、决策的科学性，这是我们理解新型政党制度的“功能之维”。衡量一种政党制度是不是一种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关键不在于政党制度自身的形式是不是竞争性的，而应看它是否反映并实现了民主的价值和内容，也就是说要用价值和内容来衡量形式，不能用形式来衡量形式。一种事物可以有不同的形式，但是关键的价值和内容却只能有一个，它决定着事物的本质，民主也是如此。西方竞争性的政党制度下各个政党表面上看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实际上从根本上受到了金钱和权力的宰制，看似轰轰烈烈的多党竞选其实不过是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玩弄大众的游戏，大众、民心等成为他们互相讨价的砝码，政府的组成和决策的做出往往是他们互动、博弈、妥协的结果。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虽然不存在多党竞争，但它的价值追求在于公民的自治与参与，并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在政治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通过各种渠道来吸收民意、反映民情，并最大限度地从制度上实现公民的自治和参与，因而它体现的是更加真实、更加广泛的民主。而且，西方自有竞争性政党政治以来，政党之间恶性互斗、政府决策水平低下就成为其挥之不去的梦魇，当前一些欧洲国家政党政治的危机带来的国家治理、社会撕裂的困境就是明证。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通过“商量民主”的形式，有效避免了政党间的恶性互斗，实现了执政党与参政党的良性互动，建构了政党政治的新形态。执政党通过制度性的渠道与方式，在作出决策之前，充分听取各民主党派的意见，民主党派也充分发挥其建言献策、民主监督等政治功能，这样就能够凝聚各阶层智慧，保证国家政策的一贯性和高效率。在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能称之为最真实、最广泛、最管用的民主。
“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材也；大海之阔，非一流之归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应该不忘多党合作建立之初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把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作为有根、有魂、有能的新型政党制度，也需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下进一步强化党的纪律监督，进一步完善政党协商制度，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继续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展现中国自信，贡献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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