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公，是中华文化的一大核心理念，亦是历代治理者的一种崇高追求。有公，就有私。千百年来，公与私的问题，始终是治理过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它是检验治理者胸襟格局的试金石，也是照鉴王朝兴衰成败的镜子。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历史上不少英主与贤臣在公与私问题上的故事，今天读来仍有借鉴意义。
对于治理者而言，在公与私的问题上，亲戚、僚属、身边人可说是第一道坎。古往今来，能过这道坎的并不多。但在一些雄主那里，却能处理得公私分明，正气干云，实属难能可贵。
晋文公严赏三等
比如春秋时期的晋文公重耳。因为骊姬之乱，他在42岁时，就开始被迫流亡在外。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居然有一大批贤才追随于他，还有数十位不知名的人，堪称古今一大奇事。
晋文公复国成功，这些追随者就是功臣。面对这些患难之交，他是如何论功行赏的呢？他分赏为三等，以从亡为首功，送款者次之，迎降者又次之。还下诏悬于国门：若有遗漏功劳者，请直言。照理，这等行赏之法，完全出于公心，应该为大家理解佩服。但是，他的身边人首先就表示不服。
这个身边人，就是和他一起出亡的仆人壶叔。这样的身边人，我们今天理解起来也不困难。不难想象，在这种逃难的日子里，这个仆人必是鞍前马后地效劳，生怕主子饿着冻着，尽可能把艰苦的日子过得让主子感觉舒坦一点。这样一个费心尽力的仆人，在主子论功行赏时，却没他什么事，内心里怎能服气？于是这位壶叔急了，直接找主子去了。说：你三次行赏，都没有我，请问我有什么罪过？他问得还算有点艺术，不说自己的功劳，只问自己的罪过，却掩不了“没功劳有苦劳，没苦劳有疲劳”的诉苦心思，同时也有点“与领导亲近，你得优先关照我”的心理优越感。但是，晋文公并没有动恻隐之心而乱了法度。
据《史记》载，晋文公说：“导我以仁义”。用德惠来防范我的过失，受上赏。以善行辅佐我，终于使我得以成就功业，受次赏。矢石之难、汗马之劳，复次赏。至于奔走之劳、匹夫之力，又在其次。“三赏之后，故且及子。”这说明，晋文公心里的行赏账算得很明白，其标准，是功劳大小而非关系亲疏。壶叔的功劳，属于“奔走之劳、匹夫之力”，不能和“三赏”相提并论。
晋文公赏得分明，壶叔便“愧服”。其愧当在于操之过急又有非分之想，其服在于行赏标准的清晰分明。更妙的是，壶叔因此当了“反面教员”，因为这样的故事常常是不胫而走的，如史载“晋人闻之，皆说（悦）”。
从某种意义上说，雄主是欢迎这样的“反面教员”跳出来自己露丑的，因为他们往往给雄主提供了一个立标准、得人心的机会。而庸主则往往会因奈何不了情面，而给身边人开了徇私的口子，结果当然只会是私门一开、人心渐失了。
李世民不遗私恩
历史上，这样的反面教员，还有唐朝的淮安王李神通。
此公来头不小，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叔父，同时也为大唐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不仅如此，他和李世民的私交也非同一般。据《资治通鉴》载，当时，太子李建成曾在某个晚上召李世民前来，却在酒里下毒想杀了李世民，在李世民“暴心痛，吐血数升”时，是李神通扶他回府的。
因此，在李世民即位封赏功臣之时，李神通见房玄龄、杜如晦的功劳定得比自己大，便心中大为不服，跳出来说自己在关西起兵首先响应义旗，房玄龄、杜如晦他们只不过“专弄刀笔”，功劳怎么比自己还高呢？估计李神通内心里的“小九九”是：于公于私于亲，自己的功劳都应该是至高无上的。
结果，李世民一点面子也没给他，直接把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给撕干净了。李世民说：叔父你首先响应不假，但也是自己想摆脱灾祸，窦建德侵吞山东，叔父你全军覆没，刘黑闼再次纠集余部，叔父你丢兵弃甲。这是先对李神通的功劳给了个实事求是的评价。接下来李世民说：“玄龄等运筹帷幄，坐安社稷，论功行赏，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国之至亲，朕诚无所爱（吝惜），但不可以私恩滥与勋臣同赏耳！”这等于是一面说房玄龄等的功劳的确比你大，一面说咱们虽亲却不能以私废公。“不可以私恩滥与勋臣同赏”，这话说得可谓掷地有声，千载以下仍贯耳如雷。
李神通听后有何表情，未见史书记载，是否口服心不服也不得而知。但这一番对话，效果奇佳，使争功者不再相争了，而静待李世民之公道论功。史书如此记载：诸将相互议论“陛下至公，虽淮安王尚无所私，吾侪何敢不安其分”。这就是为上者大公无私，其下属都很服气，就都能各安其位、各守其分，把精力用在干事上。
然而，下属诸将这么想，但那些亲戚、僚属、身边人未必这么想。当时，秦王府的那些旧僚属未能升官的，渐渐地就有不少怨言：“吾属奉事左右，几何年矣，今除官，返出前宫、齐府人之后。”他们的意思很明显，这么多年鞍前马后的，现在拜官封爵，反而都在前太子、齐王僚属的后面，这很不合情理嘛。
显然，在亲戚、僚属、身边人那里，论事断情的标准，只在亲疏。他们从来不去想自己的能力如何，功劳怎样。也不去想治国理政的大事，是应该能者居之还是亲者居之的问题。
李世民对这些人的论调予以了驳斥，同样是掷地有声。他说：“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与卿辈日所衣食，皆取诸民者也。故设官分职，以为民也，当择贤才而用之，岂以新旧为先后哉！必也新而贤，旧而不肖，安可舍新而取旧乎！今不论其贤不肖而直言嗟怨，岂为政之体乎！”
这段文言并不难理解，用今天的视角来解读一下就是，居上位者大公无私，才能让众人心服。我们这些领导干部吃的穿的都是取自百姓，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设官定职都应是为百姓，理应择贤才而用，决不可为私。哪能因为亲疏而分彼此？如果与自己关系一般的很有贤能，与自己关系很铁的很不成个样子，怎么能舍贤能的人而用无能的人呢？如果我们不去判断所任用的官员是否贤能，只是在那呜里哇拉发议论、乱抱怨，这岂是为政之道？
汉武帝私其所爱
相形之下，汉武帝刘彻虽亦为雄主，但在处理公与私的问题上，就要逊色很多。比如，他进入晚年，开始用官职来徇私。李夫人是他的宠妾，却红颜薄命，染疾临终之际，托武帝照顾她兄弟，汉武帝还就真敢拿官职作交易。
李广利唯一的资本就是李夫人哥哥这个身份。就这个资本，汉武帝居然敢用将军要职用来交换。任命他为贰师将军，征讨大宛国，期待以此立功而封侯。三年两征大宛，损失几万兵力，耗费全国财富，所得微乎其微，却仍因“战功卓著”而受封海西侯。后来，李广利投降匈奴，被汉武帝灭了三族。再后来，李广利本人亦为匈奴人所杀。
对此，司马光批评道：“夫军旅大事，国之安危、民之死生系焉。苟为不择贤愚而授之，欲侥幸咫尺之功，藉以为名而私其所爱，不若无功而侯之为愈也”“武帝有见于封国，无见于置将”。
在司马光看来，与其让他通过建功而封侯，还不如直接封呢；汉武帝处理封国事务有见地，却不擅长选择将领。其实，这哪里是“无见”，根本原因则是私心太甚，一心想满足宠妾的遗愿而已。因为自己喜欢某个人，就把他放在重要岗位，希望他建功立业，而不论其贤愚与否，这简直就是自毁长城。如此以公徇私地玩下去，就很容易玩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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