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在世界上延续了几千年，文化传承深厚，有着自己的精神支柱、价值系统和美学追求。孔子、儒家价值观的“仁爱忠恕之道”，中华美学精神中的知、情、意、行的统一，都曾对西方文明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比如，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群体先于个人，是一代代累积起来的，这个“先于”，今天一定不能抛弃，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尊重自由，不理会个人、不关心人的权利。还有，中国人历来重视潜移默化的教化，主张讲道德、遵道德、守道德最终要落实在个人身心的实践上，主张通过文化的成风化习之力来实现天下归仁，这种传统在当今更不能抛弃，因为我们的社会发展、核心价值观与这一切有着血肉相依的密切联系。
文以载道与“诗教”育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的优秀文艺作品，才能吸引、引导和启迪人们，这对我们当前的文艺工作具有非常强的指导意义。回眸历史，我们向来强调的诗教与文以载道，是一条源远流长、绵延不息的长河。比如，人们推崇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里面有“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这样见贤思齐、追古仰贤的鲜明表达；人们喜爱他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是因为“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样的句子，已经成为天下文人自觉追求的职责。
中国文学历来实践并推崇的“兴观群怨”，同样致力于对人心的影响，这是一种讲究人的心意与表达之间有机联系的诗教之道，是让人自然而然地洗涤心灵，激发生命力、使命感的良好方式。叶嘉莹先生认为“兴”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诗歌里真正的精华，在于其对人心的巨大影响。孔子说过，做人的道理第一就是“兴于诗”，“哀莫大于心死”，“兴”是一种感发，它能使人发自内心地产生一种生生不息的活泼生命，诗可以给人这种兴的感发，让人对生活产生兴趣与感恩。如果说我们的文艺创作因富于感发和联想作用，从而能够使人易于感发、时时联想到做人的道理，文艺便成功了，教育也成功了，诗教就是寓教于乐、寓教于“兴”的事业。
再比如，中国人千百年来与梅、兰、松、菊为友，把美人喻为香草，同样是诗教长期形成的结果。《古诗十九首》第六首开头说：“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诗中的芙蓉花、芬芳的香草，都是中华文化的独特语码，具有多重象征寓示。古人云：“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你的美好是要有人欣赏的，你肯定愿意为一个你喜欢的人献上你的美好。你采的这么芬芳美好的东西，要送给谁呢？赠给所思念的、在遥远地方的那个人，最值得送的那个人，而非随便送给他人，一个“采莲”就包含了这么丰富的文化信息，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的情感、沟通的特殊表达方式。这类例子反复出现在文艺经典之中，展现着对美好价值的不懈追求。当代文艺创作、文化产品生产，就应贯穿这样的精神气质。
美学追求与民族性格养成
人贵为万物之灵长，必然是文化的产物，人类说到底是需要精神星空和灵魂地平线的。人类自身应对自然、社会和生活难题等方面的广有作为和大有作为，要通过文学艺术创作得到反映，从而为人性增添美的光彩。文艺创作有益于人感受美、享受美，同时有助于人的心智养成，以及有助于人精神的诗意栖居。显然，人类不只满足于动物性的吃喝拉撒，不只满足于感官享受，哪怕是所谓的恶棍，心中也会有柔软的一角，忍不住在金钱利欲之外寻找点什么。在这个时候，人类文学艺术宝库中所蕴藏的感动与美妙，就会成为出现在每个人眼前的新生之门。
文艺表达是一个民族思维方式、应对世界方式的具体反映，是一个民族美学追求的集中体现。中国作为对世界文化做出巨大贡献的国度，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同样形成了自己的美学传统。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这样说：“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情于理、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的统一。”这就深刻指出了中国审美表达的一些本质特征，这同样是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比如，中国文学强调意象与心意的关系，虚实结合，计白当黑，于是我们文学记忆构成总是具体又感性的，中国诗歌不是说教，而是以形象诉诸人的记忆，引导人们养成联想的能力，遇到某个景，便想起一首诗，想起一种意境，“词——景——情”构成的集体无意识，令诗的意境穿越千年达到心意沟通。如在春天，人们就联想到“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和“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在夏天则想到“接天莲叶无穷碧”；秋天有“老树呈秋色、苒苒物华休”这样的句子；冬天则有“晚来天欲雪、红泥小火炉”。如果我们形容思念之情，则有“人道海水深，不抵相思半”；说到“愁”，则有“伫倚危楼风细细”，等等。托物言志、寓情于理、寓理于情的特征是显然的。
文学艺术表达的方式是丰富多样的，与人的文化养成、思维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不同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不同表达习惯和途径，是民族性格的反映。文学艺术作为关乎灵魂的精神活动，往往是作为人智力养成的重要部分而存在的，是地域、种族、文化诸种因素合力的结果。一个民族优秀的文艺总是能够沿着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美学特征的轨迹发展，好的文学艺术作品，总是在遵循民族传统自身规律的前提下，尽可能呈现人智力迷宫的深度与情感城堡的险峻，从而雕刻出灵魂的悬崖与思维的瀑布。文学艺术创造中的开放性、丰富性，使得这个天地格外开阔，在世界文化风云激荡的当今，只有坚守自己民族的美学追求，坚守中华文化情怀，才能在创作中找到多元入口与出口，从而实现走向文艺和文化的复兴。
民族语言与心灵的诗意栖居
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是我们文化的一切，是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家园、我们的栖居地。文学之为文学还在于她能够发挥语言的魅力，使之产生感奋人心的作用，文学素为语言的魔方，语言能够百转千回，使之千百年来构成和影响着人的思维，潜移默化着人的心灵。有位英国作家在谈到自己写作的原因时说，他的冲动之一是出于“美学热忱”，就是“感知外部世界的曼妙，或者换言之，感知文字和它们的正确排列的曼妙。享受音节碰撞连缀带来的愉悦，享受好的作品——散文的稳健、小说的韵律——带来的愉悦。希望与世人分享诸如此类的个人体验”，他还说，“只要是列车时刻表水平以上的书籍，都不能完全脱离美学方面的考量”。文学语言的魔力就是如此之大。
中国的语言体系、价值取向同样来自我们的传统，中国文学语言的独特审美风格，节奏美、韵律美，以及所展现着的语言力量，反映了中国人在思维、修养等方面的独到之处。中国古典文学的音韵和谐、字句铿锵，塑造着人看待世界的方式，每当我们读到“泉眼无声惜细流，树荫照水爱晴柔”“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心中就会涌起难以言表的情愫，而所有这些，对中国人的精神养成无不具有很强的潜移默化作用。如果说美是一种无声的竞争力，语言则是带着自身美学价值的力量，关乎文学表达，关乎中国人心灵的安放。维护发展好中国的语言，就是对中华传统的最大尊重。
1800年，英国诗人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第二版序言里说，“目前有许多在过去时代里并不存在的因素，正在向人类心灵的鉴别力合力进攻，使它趋于迟钝，不再能自愿地进行努力，陷入一种近乎未开化的愚昧状态”，他认为，一个作家所能从事的最有益的工作之一，就是努力培育和增强人的心灵的美和尊严，使人的心灵能在不使用猛烈刺激物的情况下趋于振奋。诗教也好、语言美也罢，一定能够有助于我们避免“愚昧状态”，避免“心灵趋于迟钝”。
所以说，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之所以都讲究诗意栖居，是指在接受了文化熏陶之后，对生存有了新的期待，于是，这个诗意肯定不单指环境好，栖居还要包括有好的文化生存条件——别人提供的、自己创造的。我们总爱说“乡愁”、“诗意”、“情怀”，语言与之密切相连。同样的语言会寻找到同样的美好，不同的人操着共同语言，于是会找到心灵隐秘的“诗意”，在忧愁、苦恼或失意的时候有所依傍，能够驻足反思回味。语言为传统、为诗意栖居留出心灵的空地，接纳对世界的认识，涵养自己的心境，传承民族的传统，同样有风成化人的威力。（梁鸿鹰）
作者简介：
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文艺报》总编辑，中国作协全委，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文艺理论研究会理事。
出版文学评论集《守望文学的天空》、《文学：向着无尽的可能》、《向道与叩问》；译作《圣经中的犹太行迹——圣经文学导论》、历史文化专著《阿西莫夫诠释人类万年》、英国长篇小说《致命的冒险》等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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