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文学的人不看了，小说会面临真正的低谷这些读者的退场，关乎虚构小说面临的挑战。这个挑战的关键不是娱乐至死，不是碎片阅读，它们会稀释小说的泛读者群体，那些曾经把小说作为娱乐消遣的人群，但不会分流小说的核心受众，也就是那些真正让小说流传的文学拥趸。这些人过去爱文学，现在也爱文学，互联网、综艺、新媒体不会让他们远离文学，这些人在，虚构小说仍然有稳定、良性的阅读和交流市场，有革新的动力，这些人走了，虚构小说会面临真正的低谷。”
小说会死吗？这是文学界的老生常谈。 从乔治·斯坦纳到罗兰·巴特，从文学院的白头发教授到初出茅庐的文艺青年，上上下下的人都可以对这个话题说上两句，读小说的，不读小说的，一种常见的腔调是“我已经不读小说了”、“现在的小说真没意思”。
作家张大春的著作《小说稗类》，让我重新思考这个问题。这不是一本絮絮叨叨的论文著作，它像是一个小说家信手捏来的读后感。比如谈到左拉的《洗澡》时，作者谈到澡池里谈恋爱的过程，左拉“尽量压缩、延迟、收束‘突然谈起恋爱’这个过程中的热情和爱欲，且让求爱与推拒又接受这份爱的双方的言语肤浅得可怜，庸俗得可怜，也少得可怜；却让非生物性的月光、流泉、石像之类的环境成为真正的主角”，由此，张大春谈到了左拉的风格——当福楼拜宁可让他的人物屈服于命运跟前，却愤懑于现实之上；而在左拉那里，小说的人物却终究是环境的产物。
《小说稗类》，张大春著，理想国出品，天地出版社2019年6月版
和传统的学院派小说论著相比，张大春摆脱了很多意识形态的束缚，他用活的语言，把小说的艺术讲解得幽默、风趣。换言之，这本书犹如讲解小说的“小说”。在书中，张大春也谈到小说的困境，互联网时代，怎么写小说成为每一个作者都必须从重新思考的问题。尽管如今网络小说流行，但严肃小说存在的困境，的确无法回避。
这种困境主要是在与他者的比较中得出的，它的横向对比是戏剧、非虚构、电影动画，纵向对比是二十世纪、十九世纪的小说盛世，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普鲁斯特、乔伊斯等高山。很少有批评家有底气说近三十年来的小说有多少传世之作，尽管在世界上，波拉尼奥的《2666》、品钦的系列小说等展现出创新的能力，但在中国，千禧年后的小说在和阿城、莫言、余华等人的创作高峰期（八十到九十年代）相比时仍相形见绌，挤掉那些评论家的奉承，不看奖项的殊荣，有多少作品真正融入了公共记忆，在艺术和公众间求得平衡？或许金宇澄、王安忆、袁哲生、胡波、双雪涛、班宇等人的小说有此潜力，但他们的出色，其实也是建立在一个小说低谷期的基准上。
我们离那个小说的繁荣已十分遥远。这个危机不体现在销量上（网络小说数据都很好），而是有一定审美的读者对小说的失望，以及小说在互联网时代里，日益陷入写无可写的僵局。 当权威重提现实主义的口号，他们没有告诉我们，小说如何迎战更加魔幻的现实。 如果现实主义只是对表面的还原，我们不需要小说，体验生活已足够心力交瘁。
《加西亚·马尔克斯访谈录》，[美]吉恩·贝尔-维亚达 编，许志强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7月版， 相关阅读：
马尔克斯说： “现实也是神话、信仰和人的传奇。 这些构成人们的日常生活，介入他们的成功和失败。 我认识现实并不仅仅是警察到场开枪杀人，而且是整个神话，所有的传奇，是构成人们生活的一切事物。 ” （《加西亚·马尔克斯访谈录》）然而，我们的评论家听不进这些，他们忙着用现实主义的术语完成对小说的分门别类，符合他们经验的小说被高抬入内，而那些“他者”被以“不够现实”的理由驱逐出境。单一风格的宰制，限制了文学生命的流通，当西方世界仍在沿着文学革命的步伐继续探索，中国文学界却拥抱起了保守主义，缩回到了一个美其名曰传统的壳子里。
于是，小说的实验性止步不前，新一批小说家在玩着早期先锋派的残羹冷炙。伟光正文学泛滥，我们从中看到那个“光荣”的前苏联小说影子，尽管它们更像浩然（《艳阳天》作者）小说的延续，是政治意义凌驾于文学意义的产物。这些小说不超过五十年就会成为废纸，但现在它们是文学奖的常客。读者对此失望，起初仍会批评，但他们会意识到批评的无用，总有一天发现——这浪潮个体无法阻止，只能等待冰块消融。于是，又一个“十七年文学”的潮流会循环往复，而厌弃的读者走向沉默。
爱文学的人不看了，
小说会面临真正的低谷
这些读者的退场，关乎虚构小说面临的挑战。这个挑战的关键不是娱乐至死，不是碎片阅读，它们会稀释小说的泛读者群体，那些曾经把小说作为娱乐消遣的人群，但不会分流小说的核心受众，也就是那些真正让小说流传的文学拥趸。这些人过去爱文学，现在也爱文学，互联网、综艺、新媒体不会让他们远离文学，这些人在，虚构小说仍然有稳定、良性的阅读和交流市场，有革新的动力，这些人走了，虚构小说会面临真正的低谷。
现状是，虚构小说的核心受众也被分流了。这不是热爱文学的读者少了，而是因为今天比起八十年代，媒介有了一个爆炸性的增长，有文学性的东西，其实是更多而不是更少，这些东西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文学不只是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在今天，文学还包括了像《进击的巨人》这样的漫画、罗大佑和李宗盛这样的音乐、优秀的非虚构报道，甚至不用文字表述的一些东西。
互联网和影视、游戏的发展，让大众看到更快速、可欲的消遣渠道。比起纸书，视频对快感的激发更加便捷，人们看一本书或许要花上一天，但看一个视频，几十秒或一个半小时就足矣，过去寻常百姓看书找故事，现在一部两个小时的电影就能呈现出跌宕起伏的故事，一盘游戏，它的炫目和刺激，也绝非纸书可比拟，所以纸质书的消遣功能不可避免被分散了，这不是大众不再关心文学，而是文学参与到人们生活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承载它的媒介正快速分化和变革。
纸质书承载的文学影响越来越小，但文学本身仍在，它通过电影、游戏、电子媒体等新媒介传递给大众。而在现行的文化工业生产中，文学的生产也早已和技术升级紧密结合，一部文艺电影需要富有文学性的剧本支撑，游戏的世界里，也可以承载深刻的命题，当文字与其他媒介混合，文字本身充当着那个创造源头，新媒介则帮助它传播。
人心在，
文学就始终存在
在这个时期里，文学的媒介扩大了，文学回到了更原初的阶段，那个阶段里，纸质文学还没有垄断文学的定义，民间故事被人们口口相传。今天是一个纸质文学式微的年代，但不是文学消亡的年代，只要有人心，文学就始终存在。虚构小说面临的冲击恰恰是文学的，是面对其他叙事、思想不逊于自己的作品，虚构小说用什么来争取读者。
例如：比现实质感，虚构小说如何应对非虚构的崛起。比思想深度，哪怕是《进击的巨人》《新世纪福音战士》《攻壳机动队》这样的漫画，深度和广度也超越了许多标榜纯文学的作品。比对人最直接的冲击力，影视在画面和镜头语言上有天然的优势。
虚构小说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它还能感染一代代读者靠的是什么？恐怕不是规规矩矩对表象现实的复刻，或者追求戏剧冲突沦为影视的改编原材料。我们热爱《战争与和平》《红楼梦》，绝不是它还原了什么现实，实际上我们都不知道那现实是什么，而是它抵达了人内心的幽微深处，它在某种程度上呈现了一个精神世界。更重要的是：它关照的不仅仅是作者的自我，在那些文字里，我们能看到他人的存在。
《追忆似水年华》，（法）普鲁斯特 著，李恒基、徐继曾、许渊冲、周克希等译 ，译林出版社2012年6月版
我询问过一些朋友，他们曾经是，现在也是文学的读者，但他们很少读这些年的虚构小说。我问他们原因，他们的回答有很多，但有几个理由是提到比较多的。一个是：这些故事打着现实主义的旗号，提供的是矫揉造作的现实。一个是：它们反反复复，都是作者陈述自己的优越，你优越没事，但我为什么要花时间看你顾影自怜？还有一个是：如果我读这些，我不如直接花时间读他们模仿的对象。
这是严肃小说核心受众流失的直接原因，也关乎小说淡出公共记忆的心理因素。 文学作品为何退出公共记忆？ 固然可以将原因归咎于互联网革命、碎片化的阅读等诸多因素，但这种笼统的归因，忽略了文学机制自身的僵化。 文学作品推出公共记忆，究竟是文学本身成为过时的存在，还是文学圈内部并未找到符合这个时代的叙事方式？ 如果说文学已然过时，为什么古老的《追忆似水年华》《红楼梦》在今天历久弥新？对卡夫卡、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伟大作家的议论也毫无褪去之象？
契诃夫、果戈里面对过严酷的社会环境，但这不影响他们的作品流传下来，而我们放眼当下，真正比肩这些杰作的作品，其实并不多见，这其中与其说是因为权力的侵蚀、读者的盲目，不如说此刻的文学生产机制已经落伍于时代，此刻的文学环境并不利于激发文学革命。
所以，在读者注意力被爆炸化的媒介分散的今天，严肃小说失宠的更深入的原因，是它无法呼应读者内心的精神困惑，它的叙述和它对这个时代的文学性解读，还不足以打动读者。 更多时候，作者只是在用专业的技巧讲一个隔靴挠痒的故事，或者用陈旧的语言重复着对前人的模仿，今天的写作这有比前辈做得更出色，现实主义拼不过巴尔扎克，现代主义置身于乔伊斯的阴影下，谈宗教、家族也总是充当着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曹雪芹的学徒，偶然看到个魔幻现实主义、后现代，玩弄新潮的叙述语言，但如若讲述的内容不具备深厚的精神力量，叙述再新也只是变戏法，经不住时间的检验。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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