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大事者，必先读书
科举时代，能够考上科举的毕竟比例极少，大多数读书人始终徘徊在科举大门外，于是不少人一边准备科举，一边大骂科举。
古今对比，多数人对待读书的态度都抱有一种严重的功利性。在现在的人看来，读书就是为了找个好工作，读书就是为了赚大钱、娶美女。
反之，曾国藩读书就表现出一种不同于时人的思想。他早年学文学，除了应试这个目的之外，他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想成为一个文章高手。他有这个志，所以他也敢目无余子，在京城考试时，就想和当时最厉害的文章高手们比个高低。
在科举时代，一般人考上科举后，再读书的人就很少了。就算是现代人，多数人认为大学毕业了，读书时代就结束了。该读书时买不起书，工作后又不想读书，或者找借口说没有时间读书。
曾国藩虽然也是科举出身，却有着一种比时人更超脱的观念，那就是不专一于科举，能中举固然很好，在他看来，科举出仕的好处主要就是能尽孝道，慰藉高堂；即便不能中举也不必太在意。他曾告诫六弟曾国华：
吾谓六弟今年入泮固妙，万一不入，则当尽业前务，一志从事于先辈大家之文。年过二十，不为少矣，若再扶墙摩壁，役役于考卷搭截小题之中，将来时过而业仍不精，必有悔恨于失计者，不可不早图也。
余当日实见不到此，幸而早得科名，未受其害，向使至今未尝入泮，则数十年从事于吊渡映带之间，仍然一无所得，岂不腼颜也哉？此中误人终身多矣！温甫以世家之子弟，负过人之资质，即使终不入泮，尚不至于饥寒，奈何亦以考卷误终身也？
这番话说得真有振聋发聩之感，这不仅是对六弟所说，莫啻于对洪秀全等人所说。
曾国藩认为，读书治学有为人、为己之分。孔子也说过：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什么叫为己？就是为了提高自己的道德文章，为了自修而读书。为人就是为了装门面给人看而读书，或者为了谋饭碗而读书。
曾国藩始终坚信，读书是修身立志、储才养望的关键途径。
他说过：“成大事者，必先读书。”读书是“夺天下人之心，为我所用。”“养成读书好习惯，一辈子不寂寞。”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对曾国藩而言，读书不是为了赚大钱、娶美女的工具，读了一辈子书的曾国藩读出了乐趣，读出了金石之声。“君子有三乐：读书声出金石，飘飘意远，一乐也；宏奖人才，诱人日进，二乐也；勤劳而后憩息，三乐也。”
读书有志，敬德修业
曾国藩认为，读书第一要有志。废志无以成学，废学无以成才。
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恒，第三要有识。
没有志，就如一个人没有方向。茫茫书海，一个人一生能读书几何？可见，没有志是不行的。有了志，读书便有了方向，沿着自己的目标而有选择地读书，所谓书山有路，志就是路。
曾国藩一生手不释卷，读书到死。哪怕是在战争最激烈、最忙的时候，他仍然读书不辍。同治十年（1871年）以后，曾国藩的身体每况愈下，可以说一天不如一天，作为理学修养甚深的他在一月十七日写了几句箴言，警示和鞭策自己读书不要放松。
这几句话语是：“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极乐生。”他认为“暮年疾病、事变，人人不免”，而读书则贵在坚持，并能在读书中体味出乐趣。
他打破传统，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
曾国藩虽然很强调“德”，但他并没有将道德修养置于象牙塔内，而是将它与修业做事联系起来，一方面努力敬德，一方面不断修业。修业就是通过读书、实践不断提升自己的办事能力、处事才干。“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尤其是到了晚年，曾国藩越来越重视君子的才识。
中国古来就重视分别君子小人，曾国藩对此提出“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无一成不变之小人”，“居高位者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知人诚不易学，晓事则可以阅历黾勉得之。晓事则无论同己异己，均可徐徐开悟，以冀和衷；不晓事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可见，无论是德还是才，都需要后天的读书学习、导引和修炼。
曾国藩的读书之法
读书之法，用曾国藩的话来讲就是“博”。“气吞余子无全目，学如富贾在博收”，确立起终生学习的观念，反对“读书在精不在多”的说法。
曾国藩之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学业精进，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从《朱子全书》中活学活用“朱子读书法”。通过书本与宋代大儒朱熹的“相遇”，32岁时的曾国藩于读书方面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子思、朱子言为学譬如熬肉，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慢火温。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过，虽略有见识，乃是从悟境得来。偶用功，亦不过优游玩索已耳。如未沸之汤，遽用慢火温之，将愈者愈不熟矣。以是急思搬进城内，屏除一切，从事于克己之学。
曾氏所说的“克己之学”，就是孔子所说的“为己之学”。“猛火煮”，就是博学，时间上集中精力猛读。“慢火温”，就是反复温习、品味。
不久，他又悟道，读书要有恒：
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兄往年极无恒，近年略好，而犹未纯熟。自七月初一起，至今则无一日间断。每日临帖百字，抄书百字，看书少亦须满二十页，多则不论。
自七月起，至今已看过《王荆公文集》百卷、《归震川文集》四十卷，《诗经大全》二十卷、《后汉书》百卷，皆朱笔加圈批。虽极忙，亦须了本日功课，不以昨日耽搁而今日补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预做。
通过读书，他同时培养了自己的恒心，这表明曾国藩从读书中参悟到的境界已非一般。由此，曾国藩才能论读书之乐。在写给儿子纪泽的信中，曾国藩论读书之乐颇为亲切：
“涵泳”二字，最不易识，余尝以意测之，曰：
涵者，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润花，过小则难透，过大则离披，适中则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过小则枯槁，过多则伤涝，适中则涵养而浡兴。
泳者，如鱼之游水，如人之濯足。程子谓鱼跃于渊，活泼泼地；庄子言濠梁观鱼，安知非乐？此鱼水之快也。左太冲有“濯足万里流”之句，苏子瞻有夜卧濯足诗，有浴罢诗，亦人性乐水者这一快也。
善读书者，须视书如水，而视此心如花如稻如鱼如濯足，则“涵泳”二字庶可得之于意言之表。
曾国藩的读书总结
晚年，曾国藩还对自己一生的读书情况做了一个总结：
平生读书，百无一成，而于古人为学之津途，实已窥见其大。
所谓“窥见其大”，首先是立定规模，博观群书，然后是求精求熟，约取精髓。正是这样，曾国藩才能从书中读到真学问。当然，这又与曾国藩读书格外重视书中之味、闲适之境、旷远之趣等与事有关的一切。好读书不仅培养了他穿透历史和现实之间的迷雾的能力，也造就了他能从微几之处洞察历史的走向的敏锐。
人必先“润身”，方能“及物”，这正是曾国藩与一般理学家、词臣们迥异其趣的地方，因此，曾国藩的学问既立规模，又有真知大源。因而《清史稿》在评价曾国藩事功之时指出：“国藩事功，本于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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