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思涵(武汉工程大学外语学院讲师、博士)
受湖北省公益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金支持的《数字技术时代的非遗保护与经济文化发展》(以下简称《数字》)一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本书作者黄永林教授是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数字》一书是他近日推出的一部为非遗保护与经济文化发展强力赋能的学术著作。著名学者、“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民间文艺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刘守华，称赞该书“进行了许多具有前沿性和前瞻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讨，对提升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播水平和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建设性意义”。
《数字技术时代的非遗保护与经济文化发展》黄永林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数字》一书的时代特征还体现在作者立足“数字技术”这一时代前沿课题，就5G技术、人工智能、数字文化、数字经济等对中国非遗保护和文化产业发展所形成的挑战与机遇，进行了富有创意的论述。黄永林教授曾长期担任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一职，治学始于汉语言文学，其后兼治中国民间文学、非遗与文化产业、数字经济、文化传播等多个领域。《数字》一书在大量运用数字与案例的基础上，着力探讨数字技术时代非遗数据库建设、可视化表达、多媒体交互平台建立以及数字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人工智能、5G技术发展、价值链拓展、技术链升级等尖端问题，新见迭出。譬如就国家层面数据库建设来说，作者就明确提出应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资源数据库、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资源数据库、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资源数据库、科研资源数据库、工作数据库和公众数据库等;而就地方层面来说，当务之急是要建立包含文化遗产基因信息优质矢量数据集、能高效准确检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基因信息库。仅此数据库框架的搭建，就可见作者眼界的宽度和思考的深度。
《数字》一书具有明显的系统性特征。该书分上中下三编，上编为“非遗数字化保护与传播”，中编为“数字经济发展”，下编为“互联网络与新媒体”，各编自成体系，又相互关联。在上编“非遗数字化保护与传播”中，先是梳理数字技术在非遗保护中的重要作用，然后是在此背景下非遗分类体系重构和数字技术在非遗保护中的运用范围，其中包括分类原则、可行路径、资源库建设等。搭建起这样的平台之后，便顺理成章论述数字技术时代非遗的深度开发，最后是智能媒体在非遗传播中的运用。显而易见，作者高屋建瓴，思维缜密，善于提纲挈领，各章节层层递进，结构完整。在中编、下编，同样展示出了本书自成体系的学理性。
《数字》一书非常注重人文性。本书以“数字技术时代”为切入口，牵涉到了大量前沿性的技术名词、概念等，加之非遗本身相对的“冷门”，这就很容易让写作者坠入技术壁垒和学科茧房，自说自话。令人宽慰的是，《数字》一书论“数字技术”而落脚于社会应用，始终将人文性置于核心地位。正如作者在“加强文化与科技融合的价值引导(前言)”中所言：“如果没有文化航标的指引，科学技术的发展将有可能把人类引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因此，“全世界的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应联合起来，在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的同时，大力弘扬人文精神，抵制科学技术的滥用可能产生的对社会伦理的侵蚀和人类生存的威胁”。基于此，作者论及“数字技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深度开发”时，一再强调“要有一定的‘人文把握’，使技术富有方向性和一定的文化立场”;在强调“娱乐价值与精神价值的关系”时坚持：“流于表层的传播只是形式上的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内涵是文化传播的核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主要目的。我们不要只关注新奇的文化展示样式，而忽略了传播的目的和主体。”在论述如何“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时，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坚持正确导向，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人为本，增强精神动力”等观点。由此，我们可见一斑。
《光明日报》(2024年06月06日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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