镌刻有“屈原之寺”的碑文局部。鲁山县文联主席郭伟宁供图
彭恒礼李涵闻
端午祭屈原的说法较早见于南北朝吴均《续齐谐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吴均为南朝人，生活于长江流域，亲眼见到楚地居民祭祀屈原是大概率事件。问题在于，端午祭祀屈原的说法在我国北方黄河流域也颇为流行，这就令人感到惊奇，并由此产生一个问题：中原地区端午祭祀屈原的观念从何而来？
明代以前中原地区的屈原祭祀
古代官修史书中，关于民间为屈原建庙以祭的记载始见于中原地区。《后汉书·延笃传》载：延笃，字叔坚，南阳犨县人。少从颍川唐溪典受左氏传……后遭党事禁锢，永康元年，卒于家，乡里图其形于屈原之庙。（《后汉书》卷六十四，列传第五十四）
延笃其人生年不详，从其卒于汉永康元年（公元167年）推断，大致生活于汉安帝刘祜（公元107年—125年在位）至汉桓帝刘志（公元146年—167年在位）时期。据史书记载，延笃是南阳郡犨县人。犨县在哪里？《后汉书》注云：“犨，昌犹反。故城在汝州鲁山县东南。”这就告诉我们，延笃的家乡在今河南鲁山（今属平顶山市）。
延笃自幼随唐溪典学习《春秋左氏传》。唐溪典，又作堂溪典，是东汉后期一代大儒。史载他是颍川鄢陵人（今河南鄢陵县），历任侍中、五官中郎将等职。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他与蔡邕等正定六经文字，立石太学门外，是当时著名的经学家。延笃拜唐溪典这样的大儒为师，自然仕途通达。他先“举孝廉为平阳侯相”，后得汉桓帝赏识“以博士征拜议郎”，“稍迁侍中，帝数问政事”，深得汉桓帝器重。《延笃传》中有一句与祭祀屈原直接相关的记载——延笃死后“乡里图其形于屈原之庙”。“图其形于屈原之庙”，就是把延笃的“标准像”供奉于屈原之庙。“屈原之庙”，就是民间祭祀屈原之神庙。由此可知，汉代南阳犨县有祭祀屈原的神庙。
汉代中原地区为什么会有祭祀屈原的传统？因为鲁山战国属于楚地，《续齐谐记》所说“楚人哀之”，自然包括鲁山百姓，说明自战国末到东汉末，中原地区一直有祭祀屈原的传统。延至隋唐，中原地区也有端午祭祀屈原的传统。《隋书·地理志》载：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到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而鼓棹争归，竟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其迅楫齐驰，棹歌乱响，喧振水陆，观者如云，诸郡率然，而南郡、襄阳尤甚。
《隋书·地理志》记载的是隋唐时期民间端午祭祀屈原的情况，文中提到的“南郡”即湖北荆州，唐代更名为江陵郡。襄阳即湖北襄樊，2010年重更名为襄阳。两地均属楚文化核心区，所以端午祭祀屈原的风气很盛。诸郡指的是南郡、襄阳以外的其他郡县，自然包括中原地区的南阳、颍川等郡，“诸郡率然”，说明隋唐时期中原也有端午祭祀屈原的传统。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端午节物”条提到端午有吃粽子的习俗，没有直接提到民间是否祭屈原，不过北宋开封人金盈之撰《醉翁谈录》云：又以面为饼，如北地枣菰而小，谓之“子推”，穿以杨枝，插之户间，而不知何得此名也。或者以谓昔人以此祭介子推，如端午角黍祭屈原之义。（《醉翁谈录》卷三）
金盈之所谈的是北宋开封的清明和端午习俗，由此可知宋代开封人其实是知道端午节与祭祀屈原的联系的。宋代以前及宋代中原地区端午祭祀屈原的记载，证明端午祭祀屈原的传统自战国末期至宋代始终延续不辍。
但是奇怪的现象出现了，明清以后河南地方文献中关于端午祭祀屈原的记载变得极其罕见，以明末清初记载开封的《如梦录》为例，该书记述了明代开封端午风俗，兹转引如下：
至五月初五日端阳节，地腊之辰，门悬艾虎，插彩艾、菖蒲，供雄黄酒，茱萸蒲酒，用朱砂、雄黄点小儿口鼻以避无毒，吃角黍与油馓、腊肉、鸡、鱼、开坛豆头、备瓮菜馨。送礼用角黍、油馓、南北果品、糟鱼、时鱼、麻姑瓶酒。追望女家纱罗，小户用红黄夏布、纱扇、汗巾，做各样戴器：皮金小符、五毒大符、小儿百锁綯、线绒缠背牌，五色彩线困手及膝，戴五毒花，饮雄黄酒。
官员公宴，玩赏荷花。
校场结彩棚，请二司；演武厅设筵，中三路高结彩牌，上书“穿杨夺锦”，下悬鸽笼，走马飞射，中者鸽子腾空，任人逞能，俱有赏号。
亦有携酒赴繁塔寺、禹王台、九仙堂各处游宴。花赏：芰菱、荷花、玉兰、榴花、茉莉、玉簪、水红、木香、铁脚海棠、翠鹅眉、百日红诸花名。
《如梦录》中关于明代开封端午节的记载不可谓不详细，但是其中找不到任何与祭祀屈原有关的记载。明代河南方志中也只有极少地方提到端午祭祀屈原，如明嘉靖《固始县志》卷八：作角黍，饮菖蒲酒以除阴。相传楚俗以屈原死是日作粽以沉汨罗，恐蛟龙所夺，故裹以叶。固始楚地，至今俗尚相沿。
固始虽属于河南，但靠近汉江和长江流域，受楚文化影响颇深，故民间有祭祀屈原的习俗。偌大河南省，关于端午祭祀屈原的材料仅见此一家。我们不禁要问，难道明代以后，河南其他地方的百姓端午不再祭祀三闾大夫吗？2017年河南鲁山张官营镇前城村一方与屈原祭祀有关的碑刻的出土让这个问题有了答案。
“屈原之寺”碑刻的发现及价值
2017年10月8日一方名为《重修关帝庙七星庙金装各庙神像碑记》的残碑出土于鲁山县张官营镇前城村，从碑文落款“清同治拾年岁次辛未孟冬”可知，碑刊刻于公元1871年10月，碑文由“鲁邑儒童赵□□”手书，鲁邑即鲁山县，说明碑文书写者是本地儒生。碑系残碑，所幸发现时大部分残块尚存，拼合后部分碑文清晰可见。碑文中最有价值的一段话为：“鲁邑东南犨城村，古楚遗址也，闫都屈原之寺久矣……”继《后汉书》首次记载屈原之庙1500年后，再次出现了相同的信息：犨城村、闫都、屈原之寺。
先说“犨城村”。《后汉书》记载延笃是犨县人，犨县这一地名，后世行政区划中已消失。从史籍记载中，我们只知其位于鲁山县东南，具体位置不详。从这块碑刻的记载来看，犨城村这一地名沿用至清同治年间，犨城村的得名显然与《后汉书》中所记犨县有关，犨城村所在地就是古犨县县治犨城所在地。据当地文史学者付金山介绍，前城村是犨城遗址的组成部分，民国前叫犨城村，民国时更名为前城村。古犨城遗址大致分布于今张官营镇的前城、后城、小窑、紫金城四村，前城村位于遗址北部，得名“前城”，后城村位于遗址南部，得名“后城”，即“前犨城”“后犨城”是也。至此，汉朝史书中提到的犨县和犨城的准确位置找到了。
再说“闫都”，纯系“延笃”的讹误，极有可能是当地儒生撰写碑文过程中不知“延笃”的正确写法，讹为“闫都”。从碑文上下文表述的意思来看，“闫都”指的就是东汉时当地名人延笃。
再说“屈原之寺”，寺之本义为官署，汉刘熙《释名》解释：“寺，嗣也，官治事者相嗣续于其内也。”可见寺初指官府治事的所在。汉许慎《说文解字》亦云：“寺：廷也，有法度者也。从寸，之声。”说明汉代寺的定义非常清晰。《后汉书·延笃传》中说“屈原之庙”而不说“屈原之寺”，道理就在这里，寺是官员办公场所，庙才是供奉神位的地点。
东汉时期，“寺”与“庙”开始发生联系。宋朱熹《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卷四十一载：白马寺按《统一志》在河南府城，东汉明帝时，摩腾、竺法兰始自西域，以白马驮经来，初止于鸿胪寺，遂取寺为名，创置白马寺，此僧寺之始也。
清翟灏撰《通俗编》转引《罗璧志余》亦云：汉设鸿胪寺待四方宾客，永平中，佛法入中国，馆摩腾法兰于鸿胪寺，次年敕洛阳城西雍门外立白马寺，以鸿胪非久居之馆，故别建处之，其仍以寺名者，以僧为西方之客，若待以宾礼也。此中国有僧寺之始。
由此可知，寺在古代并非专指佛教场所，只是由于西来的天竺僧人久居鸿胪寺，后才以“寺”称之。出土碑文所说的“屈原之寺”显然指的不是佛寺，而是供奉屈原神位的场所，即屈原祠或屈原庙。由此可知，直到清代，河南民间还有祭祀屈原的场所。
民间祭祀屈原在河南明清地方志中之所以少见，是因为端午祭祀屈原是一种民间节俗，并非官方祀典。地方志为官修，对于官方祀典比较重视，如祭孔、祭关等，记载颇为详细，对于民间祭祀往往不加理会，于是出现地方志鲜见记载的现象。但是，封建士大夫的好恶抹不去中原百姓对屈原的集体记忆，每逢端午，人们以各种形式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者，正所谓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历史由人民书写，“屈原之寺”的碑刻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作者系河南大学教授、河南日报黄河文化智库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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