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的一番话讲得实在：“春节刚过研究这件事，就是要对广大农民工发出强烈的信号：各级政府支持你们出去打工，并保证你们出得去、有所得。决不能让广大农民工的辛勤付出得不到回报！”
立春伊始，按照往年的节奏，与家人团圆了一些时日的农民工，又将踏上外出务工的征途。他们中间，或许有人还没有拿回去年、前年乃至更早时候的血汗钱，而今年的情况如何也未可知，总理罕见地在正月里部署解决欠薪问题，不啻是吃下一颗“定心丸”，让农民工多了一份笃定。
若说“长效机制”，总理从岁尾到年初，念念不忘、一提再提、“反复抓、抓到底”本身，也是一种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的长效机制。
很多人都对年前总理在云南鲁甸的“一怒”记忆犹新，当他听到龙头山镇甘家寨农民工甘永荣此前两年“还有5万块钱没有拿到”时，愤怒溢于言表：他是家中顶梁柱，伤害他就是伤害他全家。这既违背市场规则，更违背道德良心。
总理的愤怒其来有自，还是在2015全国两会期间，总理向代表们提及他在贵州考察时与农民工的对话：“我问他们在外地过得怎么样，他们当着我的面就流泪了。”原来，他们很难完全融入当地，很多待遇是不平等的，不只体现在社会公共服务，还有企业薪酬。所以，他们说，多数人想回家……
也难怪总理紧盯欠薪问题。积年累月、大范围的拖欠工资，不仅严重影响到农民工的生计与外出务工的热情，也极大败坏了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损害了政府的权威与信用。若听之任之，小焉者，农民增收、脱贫致富将是一句空话；往大里说，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社会的公平正义以及城乡融合、经济转型等等，都将无所依凭。
正因为“兹事体大”，本次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的解决方略，除了以往多次提及的开展专项整治和督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建立拖欠工资“黑名单”制度等等之外，最大的亮点在于强调并明确了政府的责任。
一是问责，落实欠薪发生地省级政府负总责、市(地)县级政府具体负责的属地责任。何为属地责任？很简单，不管具体情由多么复杂，务工所在地政府责无旁贷，应该、也必须承担起兜底的责任，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脱搪塞，更不能以市场行为为由袖手旁观。在一个并不完全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环境中，揪住地方政府，就找到了破解欠薪的重要路径。
何况，细察很多农民工工资拖欠事件就会发现，不少案件欠薪的根源往往是政府大兴土木，先有拖欠工程款，继之才是承建方拖欠农民工工资。至于相关部门无视国家法律法规，默许或公然纵容层层转包、分包工程，从而导致市场失序，形成积欠、三角债、多头债，也屡见不鲜。明确问责，或可倒逼政府规范权力运行，从源头减少拖欠冲动。
再是打通，即加快建立协调解决欠薪问题的地方政府横向网络。这一规定契合了当下经济活动的跨地区、跨行业特征，当单个政府已不足以解决问题的时候，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联合，就显得格外重要。市场没有壁垒，政府之间也不应该崖岸高耸，采取关门主义，而是应该互相通气，协调行动，共同解决困扰农民工的薪酬问题。
比如，农民工务工的企业可能在不同地方有建设项目，这些地方的政府有协调联合的必要；而农民工流出地与流入地的政府亦有联合的必要，毕竟，政府以“公务”出面，总比单个的农民工“跪着”表达诉求更有效率。很多时候，欠薪之所以成为“顽疾”，并非完全无解，而主要还是因为政府监管不力，甚至是地方保护主义所致。
当天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重申，农民工为国家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其实，这句话同样可以理解为，农民工为欠薪发生地作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说，没有三十多年来几代农民工的接茬努力，地方的繁荣则无从谈起，无论哪一种“模式”，都离不开农民工的“劳动力红利”。试想，一个短短的春节，农民工回乡过年都可以让城市停摆，遑论其他？
事实上，值此城市化已成为国家战略的当口，农民工的关切，已不仅仅是按时足额支付工资的眼前问题，更为严峻的是如何尽快融入城市的长远课题。能不能成为“新市民”，能不能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务与公民权利，已经成为考验地方政府担当与智慧、责任与情怀的关键命题。
总理出面帮农民工讨工钱了。惟愿地方政府能够摆正位置，依法办事，在切实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同时，锐意改革，创新制度，真正践行“放管服”，释放并激发社会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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