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问李银河，王小波写过的这么多情话里，最让她感动的是哪一句？
李银河回忆说，她有一次去南方出差，一去就是很久。王小波跟她说，“你快回来吧，你一回来我就要放一个震动北京城的大炮仗。”
那些打动人心的文字，被收录在了《爱你就像爱生命》这本书信集里。这本书流传到了很多人手中，在月下，在窗前，在列车上，原本藏在两个人心底的声音被更多的人听到，那些王小波说给李银河的话，被更多的人说给了他们喜爱的人听。爱，仿佛在通过这种方式接力。
当然，王小波之所以成为王小波，更重要的是他的文学作品，那些超越时代的，超越生活经验的，甚至，也超越禁忌的表达。王小波生前的编辑李静说，是王小波的小说让她明白了：一个从精神到技巧都已成熟且个性独异的作家，在处理中国题材时可以做得多么有趣、多么刻骨。
自去年新经典取得王小波作品的独家全版权，至今已出版新书《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黄金时代》等八本，其中，也有最新上市的是《爱你就像爱生命》。9月12日，在2017版《爱你就像爱生命》的读书会上，李银河与李静聚在了一起，聊了聊她们记忆中的王小波，被谈及的，还有跟小波有关的文学和爱情。同时在场的还有意大利独立纪录片制作人安德烈，他拍摄了王小波生前唯一的纪录片。
现场有读者问，《黄金时代》里的陈清扬是否确有其人？李银河觉得没有。但李静随即提到，《地久天长》里面得脑瘤的女孩和《绿毛水怪》里的妖妖，似乎是有原形的，这两个人物还很可能是同一个原形，这涉及到王小波在早年可能有过的一场痛恋。李银河也认可这个说法，那可能是一段连表白都没有的暗恋，“好像有这么一个人，但是我没有问过，可能当时被幸福冲昏头脑了吧。”
以下为对谈实录，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有删减。
李银河和王小波
王小波的所谓性描写，是非常直接和童真的
主持人：在我们看来，您和王小波的这段爱情真是太浪漫了，写在五线谱上的爱情。跟我们讲讲当时的情形？
李银河：把信写在五线谱上是小波的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弄来这么一个五线谱的本子。因为当时我在工作，他正在上大学，他是1978级人民大学贸易经济系的学生，那时候住校，我们每礼拜只能见一次，中间想说话怎么办呢？就写在这个本子上吧，他写正面，我就写在反面。
主持人：但是《爱你就像爱生命》这本书当中好像没有看到你的回信？
李银河：当时出这本书的时候，主要因为小波，他是一个文学家。当时也有一些争议，有的人说这些东西很私人的，好像不应该出版。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文学家，他的文字跟一般的私人信件还不太一样。我记得余杰说所有王小波文字里头写的最好的还是情书，他最喜欢。我觉得一是完全的真情流露，再加上他的文字，这就比较不一样了。再一个，也许他当时正恋爱，所以他会觉得所有的文字里面这个最好。他作为一个文学家，就把他的文字公布出来，没有把我的回信放上去，我觉得不合适。
主持人： 一代一代恋爱中的年轻人读你们的情诗。当我们把王小波先生写给您的情诗读给自己爱人的时候，这也是一种爱的传承。刚刚有一句话说“你好啊，李银河。一想起你我这张丑脸上就泛起微笑。”这句多美，被很多人津津乐道，你觉得书里哪句话最打动你？
李银河：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次我在南方出差，后来他说怎么老不回来，那次出差时间比较长。他说“你快回来吧，你要是一回来我就要放一个震动北京城的大炮仗。”当时我挺喜欢这个的，我觉得特别真情流露，像个玩童一样。
主持人：王小波老师的作品这二十年来一直分散在不同的出版社出版，这次签给了新经典独家出版，是怎么考虑的？
李银河：也是因为各种版本太乱太杂，牵扯好多精力。比如说有一次明明没有授权全集，只给一个出版社大概选了八本，然后他们就印上了“王小波全集”，为了这个事后来还打过官司，很麻烦的。给新经典独家经营，会比较轻松、省心，而且我们对他们出版的质量也放心。据说他们这次把以前版本里的错误也都给校正了。
主持人：过去版本当中有一个叫“郭伦”的，就写错了。
李银河：这有一个案子，我一直耿耿于怀，最早花城的版本，《黄金时代》里面有一个情节，就说陈清扬和王二，领导让他交待他们的通奸事实，王二就在那写，说他们俩人怎么敦伦。他不好意思直接写“做爱”，就写“敦伦”。那个军代表特别没文化，然后问他谁是“郭伦”、什么叫正着郭、什么叫反着郭。这段话你看多有趣，显示了那个愚昧的环境，军代表没文化。结果给花城出版社以后，有一个小编辑，有点自做聪明，他觉得“谁姓郭，什么叫正着郭，什么叫反着郭”。应该是“敦”字，他把“郭”全改成“敦”，结果就这样谬误流传。你想想，如果这个军代表问“谁姓敦，什么叫正着敦，什么叫反着敦”，这个一点也没趣，完全变了味儿，这次新经典把这个改过来了。
主持人：我们今天还请到李静老师跟我们一起分享，李静老师是王小波生前的编辑。在小波老师在世的时候，他的作品出版蛮艰难的，这个过程请你跟大家回顾一下，因为现在很多年轻朋友未必知道。
李静：我原来在《北京文学》杂志社，我知道他在杂志上发表非常非常难，《花城》发的最多，《人民文学》发过，然后是《北京文学》。我跟他约过稿，不重要的在我那能发，重要的作品我提交过，发不了。而且当时小波说我也就是试试运气，在别的杂志社已经转了好几圈。所以文学发表是有一些禁忌的，这个禁忌到现在也是这样，一个是所谓的性，一个是所谓的政治。小波的所谓性描写，其实是非常直接和童真的，但是这种东西就是一个禁忌，种种这种硬的指标是不能发的。同时他的手法又特别探索，他是一个非常纯文学意义上的作家。当时文学界已经很少再做文学探索了，文体实验是八十年代的产物，85年前后文体实验最兴盛，到九十年代文学圈开始觉得这样的文体实验没有市场，所以作家们转而回归通俗的叙事。但是小波的作品不管那一套，他的东西用最为有快感的、最为形式复杂的，这样就非常难以出版。
他在世时，《黄金时代》是在华夏出版社出版的，赵杰平责编的，还出过一个杂文集《思维的乐趣》，我有幸得了一本，特别特别薄的杂文集，他自己也没当回事。在世的时候他已经签了合同的是时代三部曲，黄金、白银、青铜，在花城；还有一个是《我的精神家园》，一个杂文集，在文化艺术出版社。他自己知道这几本书会出来，但是他没有看到它们出版就逝世了。时代三部曲在花城出版，他们觉得冒了极大的市场风险，作为当时不是非常有名的作家，一下子出版三本书，很冒险。
《爱你就像爱生命》/王小波著/新经典文化/2017年9月版
“卫公死了，他从一个人变成一件事。”
主持人：大家可能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好像小波老师是在他去世之后，他的作品开始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和关注，出版也慢慢松动很多，这个情况你给大家介绍一下，您自己怎么分析、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静：小波《红拂夜奔》里面有一句话，说“卫公死了，他从一个人变成一件事。”我觉得对于王小波来说也是这样，他活着的时候作品是不可以好好发的，但是他去世了，这个人已经是一件事，就可以完完整整地发，这个人不可能再生产更坏的东西了，不可能再危害世界了。《寻找无双》里面有一个王老爹，他说世界有两种人，一种是“我们”，一种是“奸党”。王小波是属于“奸党”的，所以他活着的时候很难发作品，但是他死后“奸党”不能作乱了，就可以发。
主持人：很多艺术家作品都是在去世之后很受欢迎，并且流传成为经典，你觉得小波老师作品会成为百年经典吗？
李静：毫无疑问，会。
主持人：为什么这么斩钉截铁？
李静：从我对文学阅读的感受、我的文学经验来说，我是北师大中文系学现当代文学，从晚清、民国到当代文学，我有一个文学地图的，每一个作家的地位和他的作品的质量我都有把握，我觉得王小波的小说和杂文，他的那种文学的质地在汉语文学里面是前三的，从他的那种精神的硬度、丰富度，和他语言的质感、思维的奇巧，他对现实和文化精神传统的穿透力，从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在小说上超越他。
主持人：接下来我们要请出来自意大利的独立纪录片制作人安德烈先生， 安德烈先生在1995年采访和拍摄了王小波，怎么会想采访王小波？当时他在中国还不是特别有名。
安德烈：那时候我们在拍一个关于北京文艺动态的小纪录片，采访了很多人。那时候我认识张元，他拍了《东宫西宫》，他说有一个作家很好。那时候我没有他的书，然后就去他家采访，那时候李银河老师不在。
主持人：一共去了几次？
安德烈：就一次，后来编完纪录片他们一起到我家来看，也见了几次面。
主持人：我大致能听懂您的意思，您是说他是一组先锋人物系列片的一个人物？
安德烈：对。
主持人：您怎么看后来他在中国的这种火爆？
安德烈：文学价值肯定是很重要的，另外是他超越时代的风格，那时候他不受时代的影响，他不是一个文学圈里面的人，他的来历、他的学历跟文学没多大关系，也不是公知那种角色。而且他的性格是完全自由地来写、来评论，没有其他行内人的氛围，他更清楚的看到时代的一些东西，包括他以前的经历、下乡，包括眼前的东西，他不带任何成见，完全是靠他的智力和观察力来说，这种态度可能是90后一代人很正常的，但是那时候不那么正常。所以除了文学家以外，除了他能谈到很多别的作家不敢碰的题材以外，还有这种自由的、开放的、深刻的观察能力，这个肯定吸引年轻人。我不是年轻人，应该让他们说。那个时候没人知道他，后来到2010年以后那么多小孩，包括十六七岁的，都知道王小波，都崇拜王小波，我很吃惊，我老讲一个故事，那时需要常去劳动局办证件，每次排队很长，突然有一次我在那排队，从柜台后面走出来一个小伙子，估计十八九岁，说我你为什么采访王小波？我不知道他怎么知道，因为在电视里只有我一秒钟的形象。
主持人：通过这一件事情我们看出王小波作品的深入人心。我们就这个话题重新回去，我特别想知道那天你是怎么跟他联系的？怎么确定要去采访他，那个过程到底什么样？
安德烈：那时候很简单，打他的电话就去他家了，那时候他在家呆着写东西，随时去，这方面很随便，他一点架子没有。
主持人：如果大家想看完整的纪录片有什么渠道？
安德烈：完整的纪录片有很多人，总共是20分种，他可能其中占不到两分钟，但是有一个比这个长的采访看。在优酷里搜王小波马上就会出来。
主持人：谢谢安德烈先生。我们今天通过这样的方式为大家呈现《爱你就像爱生命》2017新版，李静老师怎么看这本书？
李静：这个肯定是一本常盛不衰的书，因为它没有阅读门槛，不挑人，任何认两千字的人都能看懂，它不像小波有些小说那么难以领会，也不需要读杂文那样要懂得那么多社会和历史背景，这个完全是两个人之间，两个灵魂之间的吸引。而且这本书会唤醒人心灵深处的那种热恋的情感，完全纯粹激情，它在现代这个很物质的时代，是一股清泉，这个清泉不会枯竭，你只要打开书，就能看到那么自由奔放的、非常随便的，又像孩子一样的诉说。
读书会现场（左起：马宗武、李银河、李静）
婚姻这种形式不会最终消失，但是它会变得非常多元
主持人：李静老师谈到一点，她觉得小波老师的这些情诗，小波老师和李银河老师的爱情，在如今这样的时代就像一股清泉，这也是我接下来想问李银河老师的问题，现在我们看到离婚率或者出轨率这么高，你们的爱情呈现出来的那种精神的高度契合，你怎么看待现在的这个情形？
李银河：出轨率、离婚率这倒是我的专业，我一直在研究婚姻家庭领域。婚姻这个东西，不管是离婚还是出轨，这里面当然有两个人感情的问题，但是这里面也有婚姻制度本身的弊病，所以将来，婚姻整个的状态就是示威，从北欧开始大家都不结婚了，现在发展到西欧、北美，都不结婚。我记得在八十年代的时候看法国的单身率还在30%，美国那时候也是30%，我看到2016年的最新数据美国已经超过50%。这里面原因很多，比如说性规范、人们的情感、亲密关系的变迁，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婚姻会不会最后根本消失？我的看法是它不一定消失，但是它会非常多元，比如有一些人单身，有一些人同居，另外有一些人结婚。什么人最适合结婚？就是那种真正发生了激情之爱，两情相悦，两个人眼里再也没有别人，而且愿意终身厮守，这种人可能是剩下来的婚姻候选人，别人恐怕不适合结婚了。
主持人：未来的社会更包容这几种情形吗？
李银河：对，我想将来是非常非常多元的，比如说从七十年代性革命开始出现一种“开放式婚姻”，这两个人还是夫妻，但是他们都不约束对方有其他的朋友或者性上面，有的甚至感情上都不约束。后来又出现多边恋，比如两男一女、两女一男、两男两女，这跟传统的爱情都不太一样了。所以我觉得将来会是很多元的，其实里面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快乐的最大化，痛苦压抑的最小化。现在的婚姻制度对人还是有约束、有压抑的，尤其是对于互相不爱的那种人，好多都变成一种责任，所以有的人就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两个人本来挺好的，可是一旦结婚就完了，把他们的爱情埋葬了。如果说将来婚姻还会剩下来的话，还会遗留下来的话，这个制度最适合的候选人还是真正相爱的人，对对方产生一种非常排他的爱情，对别人连一眼都不愿意看，就愿意跟他（她）厮守的人。
主持人：我冒昧的问一句，您和小波老师之间的爱情属于哪种？
李银河：当然是这种，所以我们是适合结婚的。
主持人：李静老师，现在北上广很多大龄朋友都有同样的问题，可能这个城市也更包容了，本身大家的生活状态也更多元，很多人选择做“圣斗士”，大龄不成家，咱们总是给他们各种各样的标签，我想知道像李银河老师、王小波老师这样的我们说的灵魂之爱，在北上广这样的城市会有吗？
李静：应该会有吧。当然现在的状况银河、小波老师产生爱情的年代不一样了。
主持人：现在得买房子，过去不买房子。
李静：对。现在物质生活的前提太厚了，大家追求这个前提然后再说别的，很少有人会质疑这种前提。因此所说的灵魂之爱，它的难度就更大，虽然说生活好像更好一些，但是它的难度会更大，人数会更少。起码我在生活里面很少见到这样的人，我只是在某一些非常极端的特例上能见到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我不知道另一半是什么人。比如说一个非常沉痛的事，有两个自杀的人留的遗书，后来我考察他们过去写的东西，一个是江旭林老师，他是华东师大的教授，高度精神化的人。还有一个是西安中学自杀的林嘉文，他们在遗书里面表现出来对这个时代的抗拒，和对纯粹精神生活的那种坚持和不可能之绝望，能感到这样的灵魂在这个时代有，但是特别少，而且特别孤独。 主持人： 我们过去看到的一些小说当中强调有所谓柏拉图式的爱情，但是在我这么长时间的生活经历当中，慢慢觉得这个事情不太靠谱，李老师您怎么看？
李银河：茨威格有一个《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那个就是柏拉图式的，她爱上一个邻居，几十年对方不知道。其实柏拉图式的爱情肯定存在，就是一种灵魂之爱、精神之爱，这中间有很多客观的原因使得它不能实现，比如不管是两个人在很远的地方够不着，或者是阶层的差别，或者是违反年龄规范、违反性别规范、违反种种的社会规范，使得爱情不可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爱着，就变成柏拉图式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完全是可能出现的，而且柏拉图式的爱情也是很美的。原来我写过一个东西，一桩爱情只要是发生了它就是美的，有的时候它就是在一个人身上发生了，或者两个人相爱但是不可能结合，违反一些规范它也是美的。比如说杨振宁、翁帆或者是马克龙，他违反了社会的规范，但是这个爱情发生以后绝对是美的。甚至我还看到有一个说法说爱情从来都是单方面发生的，我一听这个话有点震惊，爱情从来都是单方面的，所谓单恋，可是你仔细想想，两个人同时爱上对方，都是一见钟情，这种机率实在太低了，像罗密欧与朱丽叶。有很多很多的爱情都是一方面先爱上了，然后另外一方回应，一般是这样。如果在现实中他们不能实现的话，就是柏拉图式的爱情，两个灵魂的相爱。
我和小波搞的社会学研究，有的成了他写作的素材
读者：安德烈去采访小波的时候我也去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记得你们的房间是非常简朴简陋，两个书桌对着一面墙，你们是并排的工作，你当时不在。这成为我的一种理想，我觉得这个也象征两个人的爱情和默契。我知道你们两个人一起做了关于同性恋的社会调查，一起工作的。在您的工作和小波的创作当中，在事业上有没有互相的启发、交流、灵感，除了爱以外还有同事的精神因素吗？
李银河：当时我是搞社会学的，他一开始在北大教计算机，他又不是文学系出身的，只能是这样的工作。其实我还挺侥幸的，我觉得他最好不是文学系毕业的。这个没有得罪你们文学系毕业的意思。你们看真正的大作家，好多都不是文学系毕业的，尤其是在中国学文学，会给他灌输好多教条，会影响他。我在搞社会学研究，当时搞男同性恋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小男孩，比如高中生，他跟女的说话都很紧张，这时候王小波就上去了，然后就说“王小波上吧”。另外拍一些厕所文学，他当时到厕所里，后来有一种传言说我为了搞男同性恋研究，女半男装到男厕所，其实不是，是王小波去的，有线人的，带着到厕所，厕所有很多街头暗号或者约会，或者画的生殖器这些东西，他拍了一通。后来有一次特别逗，他自己也挺纳闷，他们到了一个厕所，每个隔间探一个头就回去，他问线人怎么回事？那个线人说没看上你呗。小波出来还挺失落的，人家没看上他（笑）。
后来搞研究，有时候王小波要去采访，他其实也带了点他在写《东宫西宫》的时候要用的素材，所以谈的很深，比如他谈到一个男孩子，这个人小时候跟他妈妈的关系，后来《东宫西宫》里面也写到，他吃他妈妈的奶吃到好大，这些都是他在访谈中得到的，所以对他也是有一些帮助的。
我们写的那个书里面有好几段都是王小波写的个案，当初我们出书的时候直接把名字署上，没有写哪段是谁写的，可是有一些喜欢王小波的人告诉我说能看出来哪段是王小波写的。比如他写一个个案，有两个同性恋一块出差，出差玩儿、交朋友，其中有一个是结婚的，他一直没敢告诉我们这个访谈对象，我们这个访谈对象是一个在圈里比较风流、特别漂亮，好多人都想找他做朋友，他跟他做了朋友，可是火车回到丰台的时候，大家知道，火车从上海回到丰台，还有20分钟到北京，这时候他觉得不能不说了，然后就告诉对方说我是已婚的，我们这个调查对象当时就给了他一个大嘴巴，后来王小波怎么写呢？他说，你肯定没记错是一个大嘴巴？不是两个小嘴巴？后来那个人很认真的说就是一个大嘴巴。这种东西我就写不出来，小波一写特别有意思。他还写到其中一个人，说他的眼睛里面有一种金色的光，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小说家的写法，挺有意思的。
我们还是各干各的，我主要是社会学，他主要是写小说。
读者：想问一下李银河老师您现在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怀念小波老师？
李银河：每年4月11日我都会到佛山陵园扫墓，每回都能碰到一群一群的粉丝，跟他们聊一聊，我也很感动，好多人在他的坟墓前放上二锅头，放各种烟，可以看出来是发自内心的喜爱。我平常有的时候还会读他的书，比如说偶尔翻开一篇小说，我记得今年又重看了《2015》，当时看的我又狂笑了多少次。我这个人有一个毛病，我原来得过哮喘，最近复发一次，所以我不能狂笑，如果一狂笑就发哮喘，结果笑了五六次。后来我还跟冯唐说，因为冯唐有一个评价人的标准，他说他看的好作品能让人笑，他说他看王小波笑了两回。我说你一定没看《2015》，我看《2015》笑了不只五六回。这些时候想起来都非常有意思。
读者：请问李静老师，如果您要求小波修改的地方特别多，他是坚持自己的意见还是根据您的建议做修改？
李静：关于改稿子的事是这样的，我从来没有因为小波的作品在质量上有问题要他修改，而总是因为各种禁忌、条条框框的问题，所以不基于真正的文学。你不得不改的时候，他会配合，或者他说你看着办吧，或者他觉得能做到的就做一下。但最后实践证明，即使如此，他也发表不了，所以他还是只能非常完整的保留他自己。
李静
王小波是一个形而上的作家，后期的写作基本不依赖生活经验
读者：刚才提到现在确实是物质化的社会，很多坚持自己精神家园的学者、作家越来越少，您觉得在我们这个时代还有没有机会诞生像小波这样的伟大作家？
李静：关于这个时代是否还能出现王小波这样的作家，我觉得应该是有希望的。现在这个时代吸收思想和艺术各种资源的条件比原来好得多，各种束缚表面上看很多，但其实你只要自我解放是可以无视的。小波有一句话我一直记得，他说，只要你不怕做烤肉，就没有什么能阻止你说俏皮话。你只要自己有胆，没有什么会阻止你成为好的作家。所以我觉得当这样的信念和这样的才华兼具的人出现，这种作家就会出现。
读者：不好意思，刚才说到新经典出的全集，原来的作品都是删删减减的，这个全集都以原来的面貌出现吗？
杨晓燕：我们这套书目前已经出了八本，一共是十四本。刚才说我们的编辑方式充分回到原作，比如是长篇小说的，我们就把它单列出来作为单独的长篇小说出版，在过去的时候都有可能是两个长篇或者两个小长篇放在一起。刚才说的《红拂夜奔》就是单独出版的，都是很完整的版本。我们这次整理稿子又发现一些小波老师没有发表的新稿，并且还有一部很厚的，我们一直在商量如何处理这一部稿子，是关于相对论的朋友的稿子，小波老师在旁边写了大量的旁批，是关于科学家和艺术家关系的，也很有观点和想法，我们可能会考虑用复刻的方式出一个限量版。
读者：很多书迷都想问一个问题，陈清扬是不是确有其人？
李银河：陈清扬这个人肯定没有原形的，小波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重走小波路，跑到他当初待的云南农场，还真有14队、15队，我们就去问有没有一个军医？他们说是有一个军医，可是是一个男的。所以应当说这个人没有原形，是他想象出来的。
读者：李老师您好，我是小波的一个忠实读者，今天特别巧，我拿到了小波04年的《爱你就像爱生命》，所以我想问李老师，这版和17版到底有什么区别？或者17版出来是什么目的？
杨晓燕：一个是更正很多以前版本的错误，比如说这里面的书信，我们的编辑是照着小波老师和李老师的原稿，一个字一个字比对的，以前的版本有错误我们订正不少。第二是为了让读者购买更加超值，我们有一个赠品，里面有小波老师和李老师各一封信，上面有李老师亲笔写的字。我们希望这个是最好的版本，这次也是尽了最大的努力。
主持人：这两封信是非常珍贵的，等于是两封信原件的影印件。刚才介绍了新的遗作相关情况，这个是怎么会发现，您再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事情。
李银河：其实就是看过去留下来的文件，里面还有一些未完成稿，这种东西最初我们没有收，连全集都没有收，因为有一些不成熟，也存在卡夫卡的那个问题，他自己可能都不喜欢，然后嘱咐他的朋友全销毁。但是如果这些东西出来的话，对研究小波写作的演变过程或者是他的思维形成过程有一点意义。
主持人：李静老师，您是文学专业出身，你怎么看王小波老师的写作？他是属于天赋型吗？
李静：首先他是天赋极高的，但是他后来的写作可能更多的是从思想中锻炼出来的，他早年生活经验也是蛮丰富的，但是他在最成熟的作品里是不依靠书写生活经验的，更多的从他对自己的生活、对这个社会和历史的整体性的观察里边得到主题，并且衍生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我觉得他更多的是靠思想和想象力，所以这个完全是要有一种思想的训练、艺术的训练，这个是非常艰苦的。我今天又看了一些情书，他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知道，他说这是一条苦刑的道路，是一个荆棘丛生的道路。
主持人：我们知道很多写作者写自己的生活，可能故事也只能写一本书左右。
李静：对，就是重复自己的经验，或者只写自己，或者写自己能够看到或者感受到的，王小波基本上是一个形而上的作家，他在早年作品，一直到《地久天长》时期还是靠生活经验的，他从旁人故事开始一直到《黄金时代》，到后来，都不靠经验了，虽然《黄金时代》、《革命时期的爱情》有他早年生活的影子，但是他对生活的观察是用透视眼的，他是用思想透视的，实际上是不依赖他的经验，只不过是一个表面的壳。
我还要问李老师，我从来不相信陈清扬有原形，那个绝对是他脑子里想出来的，《地久天长》里面的女孩，得了脑瘤的女孩，和《绿毛水怪》里的妖妖，我觉得是有原形的，这俩可能是一个原形。我觉得小波在早年可能有过一场痛恋，而且是没有表白过的，或者是朦胧的，但是这个女孩可能不在了。这个逝去的女孩，对她的怀念，可能催生了小波这些作品，包括他后来对文革的那种观察，他的主题有非常强的影响。我问过李老师有没有这样一个人？李老师说有。
主持人：李老师，你知道小波老师在你之前曾经爱过其他人，你怎么看？而且是这么痛。
李银河：我挺晚挺晚的才感受到，我这个人比较迟钝，他从来没有直接跟我说过。
主持人：你也没主动问过？
李银河：对。
主持人：像我们都会问，在我之前你还谈过别人吗？
李银河：那种连表白都没有，他属于暗恋的，有一个女孩得了脑癌死了，好像有这么一个人，但是我没有问过，可能当时被幸福冲昏头脑了吧。他倒是跟我讲过，这之前他有一个小女友，这个小女友是他父母同事的孩子，她岁数很小，小波常常像大哥哥似的到他们家给她讲故事，可能也有想跟她好的意思，是不是他还表达了一下？后来人家那个女孩说“什么呀”，那个女孩完全没开窍，而且也不理解。
主持人：关键是没有看上他。
李银河：对，也可能没看上他。他还跟我讲，后来到老大岁数了，因为是老同事的后代，算是朋友，到她已经成了妇女的时候他还见过她，是那种很平淡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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