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大文豪苏轼，号东坡居士，雅称坡仙、坡公。千百年来岁月流转，苏东坡并未随着岁月的烟尘而湮没于历史长河，而是以极其高大的形象镌刻在后世人心间。世人读东坡，或沉醉于他文采斐然的诗词篇章，或感念他为官济世的赤诚初心，或惊叹于他随性洒脱的处世姿态。其实，我们可以从更多视角回望一个旷世难逢的全方位、全能型的杰出人物。
一、才华横溢的东坡
在中国文学史的星河之中，苏轼无疑是一颗璀璨夺目的巨星，他不但博学多识，而且多才多艺，在诗、词、文、书法、绘画诸方面样样精通，皆能达到汪洋恣肆之境，无人不叹服其天赋卓绝。在诗歌上，他的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在词作上，他的词挣脱了只写男女情爱的传统，开拓出新的格局，把咏史、哲理、田园都写进了词里，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提升了词的文学地位，让词能和诗平起平坐，并开创了豪放词风，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在散文上，他的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还擅长书法，其特点是“如绵裹铁”，自出新意，不践古人，用墨饱满，丰韵有余，位居“苏、黄、米、蔡”“宋四家”之首;同时他还擅长文人画，特别是墨竹、怪石、枯木等画出类拔萃、独树一帜。他满腹才情，不刻意雕琢，随心挥洒，让后世千百年间无数读者沉醉于他笔墨构筑的天地中。到南宋时，状元王十朋评价苏轼说：“东坡先生之英才绝识，卓冠一世，平生斟酌经传，贯穿子史，下至小说、杂记、佛经、道书、古诗、方言，莫不毕究，故虽天地之造化、古今之兴替、风俗之消长，与夫山川、草木、禽兽、鳞介、昆虫之属，亦皆洞其机而贯其妙，积而为胸中之文，不啻如长江大河，汪洋恣肆，变化万状，则凡波澜于一吟一咏之间者，讵可以一二人之学而窥其涯哉!”
苏东坡的多才多艺，一方面源于他极为聪明，另一方面也出自他的勤奋。南宋学者陈鹄在所著的《耆旧续闻》一书中说了这么一个故事：有一天苏东坡的朋友朱司农登门拜访，等候了很长时间苏东坡才出来接待。看到朱司农后，苏东坡带着歉意说：“刚才因为在做一些每日都要做的功课，所以没能及时来接待你，真是抱歉。”朱司农便问“日课”是什么，苏东坡回答说：“抄《汉书》。”朱司农很有些疑惑，说：“先生这样的天才，打开书看一遍，便可以终生不忘，哪里还有必要抄写呢?”苏东坡答道：“不是这样的。我读《汉书》至今已经手抄三次，最初读每一段要抄三个字为标题，之后变为抄两个字，而现在只要抄一个字。”朱司农说：“不知道先生肯不肯把所抄的书给我看看。”苏东坡随即命人取来一册书，朱司农看后不解其意。苏东坡说：“请你试着举出我抄写的一个字。”朱司农于是举出了一个字，苏东坡就应声背诵出几百个字，且没有一字差错，一连几次皆如此。朱司农赞叹说：“先生真是神仙下凡啊!”这件事以后，朱司农以苏东坡为读书楷模教育自己的儿子，说：“苏东坡尚且如此勤奋，我们普通智力的人还有什么理由不勤奋读书?”
二、勤政爱民的东坡
苏轼不仅是大诗人、大文学家，他的一身学识从不止于书斋笔墨。踏入仕途后，百姓的安乐便是苏东坡心底的牵挂。作为政府官员，他无论身处繁华京城，或是被贬偏远蛮荒之地，身居何处，只要有可能，他都把民生重担扛在肩头。他第一次任地方主官是在密州，恰逢当地蝗灾旱灾并发，灾情严重，他奔走乡野，深入田间查看灾情，上书朝廷请求赈灾，开仓放粮救济饥民，带领百姓灭蝗抗旱，并捕捉盗贼、收养弃婴，尽心尽力，为民办事。他主政杭州时，第一年旱灾，第二年水灾，他向朝廷申请救灾物资、减免上交钱粮，救百姓于水火。大灾之后，瘟疫频发，他主持建立了历史上最早的公立医院“安乐坊”，煎药免费发放。由于经费紧张，他自己带头捐出黄金50两。面对西湖淤塞积水泛滥，百姓农田常遭水患的情况，他主持疏浚西湖，修筑苏堤，既化解了洪涝隐患，又便利了百姓耕作出行，时至今日，苏堤依旧见证着他为民操劳的心意。他任职徐州时，恰逢黄河泛滥，洪水来袭，大水围困城池，全城人心惶惶，苏轼不顾个人安危，坚守城墙之上，昼夜指挥百姓修筑城墙、疏导水流，誓死守护全城百姓。在其他地方任职时，苏轼亦屡屡为民请命，解决民生问题，如《乞医疗病囚状》《乞罢登莱榷盐状》《论役法差雇利害起请画一状》等。即使被贬黄州、惠州期间，虽然官职低微，无权调动官府物资，他依旧心系百姓，改良农具，推广农耕技术，思索利民之策。所以，他从密州灭蝗到惠州建桥，从杭州治水到海南掘井，走到哪里就把民生工程带到哪里，即便贬官失势仍坚持为民请命。苏轼在他的政治实践中，无论身处庙堂还是江湖，始终秉持“便民为要”的理念。他既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激进，也不同意司马光尽废新法的保守，主张“法相因则事易成”，强调政策应循序渐进、符合民情。就是这样，他将儒家的担当、道家的超然与佛家的静心融合，做到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始终以实干体恤苍生，用行动诠释着为官为民的初心。
三、不拘小节的东坡
苏轼为官曾经做到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等，地位十分显赫。但褪去文人官员的身份，生活里的苏轼又十分随性率真，不拘世俗小节，鲜活可爱。
在进士科考试时，欧阳修作为主考官，发现苏轼文章中有一个关于尧和皋陶的典故，说“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意思是法官皋陶执法如山，多次要处死一个罪犯，但帝尧宽厚却多次要他赦免这个罪犯。欧阳修读罢大为叹赏，但不知典出何处，心中颇觉惭愧。录取后，欧阳修见到苏轼问其典故出处，苏轼说是自己根据《尚书》推演所得的。欧阳修大为叹服，认为此生可谓善读书而不拘泥于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苏轼一生酷爱美食，他辗转各地，就地发掘食材制作美食。贬谪黄州时，发现当地猪肉价廉，他研究出慢火少水的炖肉方法，写下《猪肉颂》记载“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的烹饪要诀，还创制出独特的“东坡肘子”“东坡肉”;闲暇之余，他随性琢磨家常菜肴做法并研制出东坡羹，其善于制作美食的趣事流传至今。
他待人坦荡随和，不分身份贵贱，官吏农夫、僧人渔翁、市井百姓，皆能与他畅谈闲话，自称“上陪玉皇大帝，下陪田间乞儿”。公务之余，他抛开官场繁文缛节，换上布衣，漫步乡野田间，和农人闲谈农事。生活起居之中，他不讲究精致排场，在贬谪之地，他居所简陋，安然处之。时常随性出游，兴致来了便深夜访友，饮酒夜游，兴起落笔写诗作词。面对旁人细碎的流言议论，他毫不在意，不纠结于世俗规矩束缚，不执着于旁人眼光评判。这份洒脱随性，抛开了繁文缛节的枷锁，褪去了官场的拘谨刻板，让他多了烟火气十足的凡人气息。
四、命运多舛的东坡
满腹抱负，一腔为民热忱，但仕途之路却布满坎坷磨难。在仕途上，他一开始因不满意在宋神宗支持下的王安石“新党”变法之举自请外任，虽然在地方干得风生水起，政绩很大，官声很好，但终因乌台诗案被罗织罪名入狱，历经生死惊魂，险些殒于牢狱。之后先后被贬黄州、惠州、儋州，尤其是被贬惠州、儋州期间，他已是晚年，儋州当时还是蛮荒的海岛，地处偏远，瘴气横行，物资匮乏，反对派就是往死处整他。其间，虽有一度因皇帝变更、“新党”失势、“旧党”当政，苏轼作为“旧党”成员重回朝廷担任要职之时，但北宋朝堂复杂的派系斗争十分激烈，苏轼既不盲从“新党”的激进变法举措，亦不认同司马光“旧党”的全盘否定的极端做法，秉持中正立场，因此两头受排挤。在同僚关系上，他也因过于随意得罪了朝中有庞大关系和势力的“二程”“洛党”，因此每每受到攻击和掣肘。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朝廷有一次安排一个礼仪活动，由朝中大臣程颐主持，程颐严格援引古礼，不容一丝改变，苏轼对这种泥古的执拗不以为然，戏之为“鏖糟陂里的叔孙通”，意为不知变通迂腐可笑。这句玩笑话大大激怒了程颐及其门人，导致程颐所在的“洛党”与苏轼所在的“蜀党”从此水火不容，以致发展成为“元祐党争”，苏轼因此被不断弹劾，最后被迫离开中央政府，程颐也被罢免朝廷官职。
在家庭关系上，苏轼刚刚进入仕途，先后是母亲去世、父亲去世、妻子去世、续妻去世，在他贬谪期间，他最小的儿子和侍妾又先后夭折、离世。
接连的贬谪遭遇，一次次远离故土，相继的亲人逝去，使他的壮年意气、仕途抱负屡屡落空，这不尽的坎坷打击，磨碎了他朝堂建功立业的理想，漫长的颠沛流离成为他一生难以避开的宿命。正如他在从儋州赦免北归时所写的一首诗中的自嘲：“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接连的苦难，打磨着他的心境，也重塑了他的人生格局。
五、豁达大度的东坡
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但不尽的磨难并未磨灭他内心的光亮，他历经宦海风波，却沉淀出旷达通透的胸襟，以豁达大度、乐观坚韧的人格魅力笑对世间风雨，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中“从容生活”的典范。
“乌台诗案”死里逃生后，他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身处绝境，他没有沉沦，而是躬耕于城东荒地，自号“东坡居士”。在清贫中，他煮猪肉、酿美酒、游赤壁，写出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赤壁赋》等锦绣篇章，完成了从传统士大夫到文化巨匠的蜕变。到了晚年，他被再贬惠州、儋州，环境愈发恶劣。但他依然能发现生活之美，吟出“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甚至在蛮荒之地仍然坚持办学堂、开民智。林语堂称之为“无可救药的乐天派”，这种乐天源于他兼容天地、扎根人间的智慧。他自称“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这种不分贵贱的亲和力，使他拥有极广的朋友圈。即便在与政敌或朋友的交往中，他也常以幽默化解尴尬。如在黄州与友人夜游，见月色澄澈，便欣然起行，享受片刻宁静。他曾在《定风波》中写道：“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将风雨旅途化为诗意独行，表达了不畏坎坷、从容自处的态度。他认为“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将漂泊视为生命的本质，从而消解了对归宿的执念。他悟出“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以宏大的宇宙视角接纳人生的不完美。他提醒世人“人间有味是清欢”，从平凡的一饭一蔬中寻找最纯粹的快乐。即使最艰难的儋州生活，他最后仍然展现出“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极致旷达。苏轼用其一生证明：真正的豁达，不是逃避苦难，而是在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他的精神遗产，至今仍是现代人安顿心灵、治愈内耗的重要力量。当然，苏轼的豁达并非天生无视痛苦，而是在巨大的政治打击和生存困境中，通过自我调适实现精神超越。
六、钟情中原的东坡
苏轼籍贯四川眉山地处巴蜀，但辗转天南地北，纵使远隔千山万水，中原大地始终是苏轼心底最深的牵挂。自北宋嘉祐元年(1056年)，20岁的苏轼与父苏洵、弟苏辙自四川眉山远赴汴京应举，到崇宁元年(1102年)魂归郏县，足迹遍及开封、郑州、渑池、许昌、汝州、光山、襄县、叶县、淮阳、郏县、唐河等地，其一生与河南深度结缘，是中原大地承载着他青年理想、为官初心。他赴汴京赶考，在中原开启仕途征程。洛阳、开封等中原古都，见证了他初入朝堂的意气。中原的山河气象、民生百态与人文底蕴，深刻塑造了他的诗词品格与人生境界。他一生常年在外漂泊，宦游江南、岭南、海南，异乡风物虽美好，可中原的故土烟火、朝堂初心、旧时挚友，时常萦绕心头。正如他自儋州归来、移廉州安置时所作的诗中表达的：“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
苏轼生前曾在全国多处购置房产，准备在那里终老，但最后却归葬于河南郏县的小峨眉，这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量：一是苏轼生前曾多次路过郏县，见这里山清水秀，景色宜人，美似家乡的峨眉山，称这里为“小峨眉”。他曾言“青山无厌洛城好”，便有意在此定居或安葬。这种地理上的相似性，在心理层面弥补了他远离故土的遗憾，实现了“身虽在中原，心已归峨眉”的精神寄托。二是经济上的现实考量。苏轼晚年屡遭贬谪，生活困顿，从江苏常州扶柩西归四川眉山，路途遥远且需穿越险峻的秦岭蜀道，耗费巨大。相比之下，郏县距离苏轼弟弟苏辙当时居住的颍昌(今河南许昌)较近，交通便利。所以他临终前致信苏辙，提到不必再花钱买地，直接使用此前为苏辙儿媳在郏县准备好的墓地即可，葬于嵩山之下，体现了务实的经济考虑。三是要实现“夜雨对床”的兄弟约定。苏轼与苏辙感情深厚，少年时曾受韦应物诗句启发，约定日后退隐“对床听雨”、共度余生。然而仕途坎坷，两人一生聚少离多，此愿未偿。苏轼去世后，苏辙遵遗嘱将其葬于郏县;十余年后苏辙去世，亦葬于此，兄弟二人死后同眠于嵩山下，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了“夜雨对床”的千古承诺。四是政治环境与葬制惯例。北宋时期，高级官员往往倾向于葬在京师开封周边五百里范围内，以便于家族祭祀和符合礼制规范。此前欧阳修、范仲淹等名臣均葬于河南境内，郏县位于这一辐射圈内，所以符合当时士大夫阶层的普遍选择。
纵观苏轼的一生，才情惊艳时代，为官心系万民，性格率真随性，心怀中原大地，人生虽历经诸多磨难，但胸襟旷达通透、达观自守。多样的侧面交织相融，造就了立体鲜活的苏东坡。千年之后，品读苏轼的人生篇章，我们既能领略其文人风骨，感悟处世智慧，更能读懂他藏于岁月深处那颗热忱多情、鲜活纯粹的赤子之心。
(作者：王喜成，为郑州工商学院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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