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黎力(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我国金融活动历史悠久，创造了很多世界第一，包括最早的纸币、最早的汇票和期票、最早的货币理论和实践等。自1024年中国北宋诞生最早的官方纸币“官交子”以来，世界纸币迎来了千年纪念，有关纸币的经济思想也已历经千年流变。其中，纸币价值问题是关于纸币价值如何决定、因何变动的问题，是构成货币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乃至整个经济学学科的基本问题。相比于17世纪西方纸币的姗姗来迟，早在1024年就已诞生的中国纸币孕育了丰富的纸币价值思想，这些思想中的精华对世界金融理论和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中国的货币价值理论发端于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中国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货币理论——单旗的“子母相权论”，这一理论涉及货币价值与商品价值的比较和不同金属货币之间价值关系的探讨。墨家的“刀籴相为价论”明确将货币价值与商品价值视为反比关系。而《管子》的“轻重理论”正是以货币价值理论为中心，从“物多则贱，寡则贵”的“数量价值论”出发，引申出朴素的货币数量论。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子母”“轻重”等专有概念，还是“先王制币”货币起源论和货币金属主义与货币名目主义本质论，抑或是“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的管理通货传统，均为后来货币价值理论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汉唐大一统王朝围绕统一造币权、中唐围绕两税法与“钱荒”的货币争论，确立了货币国定论和货币数量论的古代正统地位，促进了两大价值理论的交融发展。汉代思想家贾谊、贾山、晁错等认为货币“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亡用器”，之所以具有价值，乃“上用之故”，奠定了货币国定论的基调。陆贽提出了“物贱由乎钱少，少则重……物贵由乎钱多，多则轻”的典型货币数量论。刘秩从货币需求角度出发，将货币价值与人口数量联系起来，进一步丰富了货币数量论。白居易等明确将货币流通数量及其价值与国家财政收支联系在一起。这一时期，货币金属主义也得到显著发展，形成了南齐孔觊隐含货币生产费用价值的“不惜铜爱工论”。
北宋“交子”的诞生，南宋“会子”、金朝“交钞”等纸币的流通，及在钱钞并行过程中出现的纸币贬值情况，使得纸币价值开始成为货币讨论的中心问题，进而在过去历朝货币价值理论的基础上推动了各种纸币价值理论的产生。货币数量论被应用于纸币，产生了宋孝宗“少则重，多则轻”理论，并以此为出发点，形成了依靠钱币、商品、有价证券和税收等收兑流通中的纸币以调控纸币价值的“称提理论”。货币数量论在应用中得到拓展，不仅在货币需求方面被辛弃疾与纸币流通区域的大小联系起来，而且在货币供给方面由沈括提出了“货币流通速度”思想。货币流通和循环理论分析得到显著发展，形成了货币的价值来源于流通的“职能价值论”，以及作为货币循环中心的政府财政收支失衡影响货币价值的“货币财政论”。辛弃疾等人提出的“税收驱动货币”思想，强调政府接受向其输纳构成不兑现纸币流通的前提条件，发展了传统的货币国定论。从货币金属主义本质观出发，衍生出了暗含纸币价值代表金属货币价值的纸币“子母论”和“虚实论”。
元朝、明代前期和清朝短期间断实行的不兑换纸币制度，推动了货币名目主义和金属主义的系统性发展和理论交锋。从货币名目主义出发，马亨、刘基提出了纸币是“国家法律的产物”的货币国定论思想，陈子龙、钱澄之重申了该理论的要义，王鎏基于对“有权势”的国家有别于“无权势”的私人之主权货币国家本质的分析，构建了完整的货币国定论体系。从货币金属主义出发，丘濬提出了“资以人力”而“功所成”的朴素劳动价值论，否定“所费之直不过三五钱”的纸币流通论;包世臣、魏源、许楣兄弟和王茂荫等批判货币国定论，论述了政治权力无法限制物价的有限性和财政发行必然导致通胀的危险性，并发展了主张纸币可兑换的“货币虚实论”。货币数量论主要是通过叶子奇“池水动荡，血脉常活”精妙隐喻说明的纸币循环论得以发展。
由上可见，在纸币价值理论领域，中国古代经历了古老的货币国定论、货币数量论和货币商品论的并行发展和渐进进步。货币国定论主要围绕纸币的效力，经历了从原初适用于实物货币的朴素货币国定论到适用于不可兑换纸币的成熟货币国定论的转变。货币数量论主要围绕纸币价值的变动，同样经历了从适用于实物货币的商品数量论到典型明确的货币数量论，再到适用于纸币的成熟的货币数量论的发展。货币商品论主要围绕纸币价值的决定，表现为子母相权论、货币虚实论交相发展背景之下，从朴素的生产费用价值论到劳动价值论的演变。
西方的货币价值理论最早可以追溯至早期古典时期。围绕纸币的价值，西方经济学界经历了从货币商品论到货币名目论的转变，从宏观路线为主转向宏观、微观路线并行发展。宏观路线主要围绕纸币的购买力问题，依次经历了从货币数量论到生产费用论、货币数量论与货币收入论的并立，到现代货币数量论(货币主义)与现代货币收入论(凯恩斯主义)的并立，到货币主义算术理论，再到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与现代货币理论的新近竞争。而微观路线主要围绕纸币的效力，从一开始货币商品论与货币国定论的对立，到近代货币国定论的发展，到各种职能价值论的产生，再到新货币国定论(现代货币理论)的近期流行。
古代中国历经宋、金、元至明前期近五个世纪的行钞实践，依托两三千年源远流长的货币思想赓续和传承，形成了十分丰富的纸币理论，特别是在纸币价值理论领域作出了不少原创性贡献。
一方面，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了大量具有中国特色的专有货币概念、术语和范畴，诸如“子母”“子母相权”“轻重”“贵贱”“虚实”“虚实相权”“多少”“称提”“敛散”“予收”“贵信”“治本”“主权”“权势”“奸钱—正钱”“官出—还官”“上行—收受”“出入循环”“钞本”“钞法”“孤钞”“流借”“壅滞”“相为贾”“相为等”“相当值”等。这些概念、术语等主要围绕带有辩证色彩的重要货币范畴，揭示货币价值具有内在关联，在历史上不断得到沿用、组合和拓展，从而为货币理论尤其是纸币价值理论的构建、继承和发展提供了概念基础。
另一方面，中国古代历史悠久、长期占据正统和主导地位的货币国定论和货币数量论，历经各朝各代思想家的传承发展，最终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思想体系，均超前于且预示了后来西方两大纸币价值理论的发展。其中，中国古代的货币国定论传统在王鎏《钱币刍言》中发展到顶峰，以至于其事实上蕴含了当今西方的货币国定论(即现代货币理论)中几乎所有的核心理论要素。相比之下，虽然中国古代从货币金属主义本质观出发的货币商品价值论发展相对滞后，但在古老且具有特色的货币子母论、货币虚实论的发展过程中，也率先产生了朴素的商品劳动价值论或生产费用价值论。
中国古代在纸币价值理论方面所作出的上述重大贡献，在世界货币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价值，然而却在近代随着中国的衰落、西学东渐思潮的冲击而逐渐被遗忘和忽视。未来我们应该重拾和重视中国古人的伟大智慧和深刻思想，充分挖掘和吸收古代行钞的宝贵经验和特色文化，比如“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平轻重、权本末”的通货管理传统，“治本立信”“以实驭虚”的货币治理之道，“将取固予”“敛散称提”的币值稳定之术，构建科学稳健的金融调控体系，助力建设金融强国。坚持“两个结合”，推动这些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其在与西方货币经济学的互动中为进一步发展、完善纸币价值理论作出新的贡献。
《光明日报》(2025年01月06日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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